裘从来就没打算开餐馆，他想赚钱，到华尔街当交易员，结果发觉自己恨透了那行。他还记得自己度日如年，等着领第一笔红利，领到后兑现，回到办公室，便当场辞职。接着，他直接前往肯尼迪机场，买了一张到意大利特里埃斯戴的机票。他在那儿待了一年，以一辆福斯厢型车为家，为大厨和葡萄酒酿酒师工作，他需要搞清楚，自己眼前很珍惜的这桩事物，会不会正是他一生的使命所在。
　　
　　裘比马利欧小八岁，老成持重的作风却活像比他大了十二岁。他顶上修剪得整齐干净，身材高大却不肥胖，大大的块头显露其人乃有权有势之辈。他走起路来像拳师似的，摇摇摆摆，两条腿分得很开，双手分置左右，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我有一回应邀出席巴斯提亚尼许家族的洗礼仪式，注意到他四岁大的儿子已在模仿父亲走路的姿态。
　　
　　那晚，我们吃着贝妲掌厨的晚餐-先是没抹西红柿酱汁的白比萨，接着是拌了鹌鹑肉酱的菠菜宽面，再来是浇了浓奶油酱的意式馄饨-姜尼和罗贝托席间不断在揣测，裘和马利欧两个人究竟是以哪种模式来合作的。
　　
　　“你一定是盐，”罗贝托说，“马利欧则是胡椒。”
　　
　　“你是管钱的人。”姜尼阐明说。他认为裘想必制得住马利欧，并好好地管教了他一番。
　　
　　裘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转过头问我：“意大利文的‘随你讲啦’，要怎么说？”
　　
　　罗贝托和姜尼继续强调他们的观点，对他们来讲，他们1989年在火车站接到的那个穿着宽松裤子的家伙，离开他们以后，没有了老于世故的前辈帮助，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名厨，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马利欧曾是地方上的小丑-不然，起码也是地方上最骄奢淫逸之徒。他跟另外两人组过乐团，参加波瑞塔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比赛（“其他参赛者都是年方十四的少女。”罗贝托说）。理发师担任鼓手，墓石雕刻匠吹萨克斯，马利欧则弹电吉他，三人吵吵闹闹、没完没了地演奏吉米·罕德里克斯的《嘿，裘》。他在迪斯科舞厅里跳得狂野，和邮政局长布鲁诺一同回家，整夜大唱各首收获歌谣，直到天明。马利欧酒量之大，地方上前所未见。
　　
　　“一口气就喝掉十五杯威士忌，”罗贝托说，“你想象得出来吗？”
　　
　　“是二十杯，”姜尼说，“我算过。”
　　
　　他这个胖小子有一打女朋友，每位的芳名好像都叫珍妮弗。“就连意大利的也叫珍妮弗。”罗贝托说。
　　
　　“女人怎么会被一个胖子吸引呢？”姜尼问。
　　
　　“他是现在比较胖，还是以前？”罗贝托又问又答。
　　
　　“我跟你讲，”裘隔着桌面低声对我说，“我想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哼起歌剧咏叹调。
　　
　　三年过后，马利欧离开意大利，姜尼和罗贝托每况愈下。马利欧的离去和瓦迪赛里家道中落这两件事之间，俨然像有某种关联。马利欧回到美国，逐渐发财，姜尼和罗贝托却开始破财。他们说，他们这家馆子本来就不算便宜，而后，仅仅几个月的光景，小镇变穷了。1992年，整个欧洲开始不景气，姜尼和罗贝托都不了解别处的境况，他们只晓得前一个月还忙得不可开交，下一个月却变得很闲。罗贝托任职的工厂订单减少，海外的高级主管较少来镇上出差。波隆那人减少举家来此度假的次数，他们的度假屋也租不出去：既然花同样的钱就可以置身于南太平洋的海滩上，有谁还想要到山上来吃一盘在家里就吃得到的面条呢？他们又遭遇丧亲之痛，姜尼的母亲和岳父相继过世，他自己则债台高筑，好赌是姜尼的“罩门”。拱门小馆被转让出去，如今原址仍是家餐厅。它有个法文店名，供应鱼类菜式，我到那儿两次都扑空，餐厅两回都没开门。
　　
　　姜尼花了九年工夫，才筹措到开店资金，在一处公园的河畔，开了家名为“小木屋”（La Capannina）的比萨馆，每逢炎夏夜晚，可以露天用餐。可是当年夏季气候很糟，比萨馆生意欠佳。我们当晚就是在那里共进晚餐，但天气太冷，无法在户外用餐。另外还有五个劳工模样的客人，他们在那儿吃比萨，喝啤酒。姜尼的眼部四周皱纹密布，看来意气消沉，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内心的不安。他的女儿米拉第二天带我去山上的坎帕内村参观时说，小村死气沉沉，宠物比人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