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强

不知不觉间，“残疾人”“盲人”变得不仅只是一个名词，一个特殊群体的整体性称呼，它们同时略显高傲地携带着“非正常人”的含义，被挪在了“普通人”的对立面。有意无意间，像在思想上被人为“隔离”的其他特殊群体一样，他们在生活中被忽略，在文学中被低估，成为一个“他者”。这是人类集体无意识长久积累的结果，是一种文化惯性和惰性的体现。

大量的文学作品其实根本没有进入盲人的真实生活，正像毕飞宇所说的，“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的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盲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究竟怎样？我们如何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怕与爱？

一般情况下，在文学叙事中，“残疾人”“盲人”通常被刻画成三种形象：一种是邪恶的具备超常能力者，如金庸笔下的梅超风等形象；一种是平庸的小人物、无用者；一种是自强不息终于获得承认的普通人。第三种在文学作品中或许最为常见，它通常会遵循这样的逻辑：“上天不公，造成残疾/先天残废——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垂头丧气向命运屈服，而是克服自身缺陷不懈奋斗——他终于获得成功，他感谢社会、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其实是在用“普通人”“常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他们只有克服残疾让自己具备常人的一切功能之后，才有可能艰难地获得我们的承认。这些文学和思想的惯性、惰性，成为毕飞宇写作《推拿》时面临的“影响的焦虑”。

事实上，和正常人一样，残疾人、盲人也有着自己的怕与爱，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有着同样需要尊重和关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推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写出了残疾人、盲人的怕与爱，写出了他们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性、野心、狂想、颓唐，打破了我们对残疾人认知的情感牢笼。

毕飞宇试图用自己的想象进入他们的世界，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他们的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群鲜活的人群里，有野心勃勃的创业者沙复明、张宗琪，有陷入爱情为结婚发愁的王大夫、小孔，有陷入欲望和伦理纠葛中的小马，有在传奇爱情中受伤的泰来，有大胆泼辣不远千里地主动追求爱情的金嫣，有“美”的不可胜收又突然凋零的都红。

选择“推拿店”，给予人物“推拿师”、“大夫”的身份，是值得仔细玩味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盲人”对于普通人才是有用的，只有在推拿时，推拿师才具备普通人不具备的才能，才不被自己的残疾所碍。所以，当面对客人不明按摩与推拿的区别时，沙复明回敬道：“我们这个不叫按摩。我们这个叫推拿。不一样的。”他们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也正因如此，一旦丧失了这种技能，他们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慌，“普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当都红的拇指被折断的时候，成了“残疾人中的残疾”。对于丧失了技能的、没有技能的残疾人，我们还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