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痞子学生忙于听打口带、打架、和姑娘滚在一起的时候，张红旗正在欧洲喝咖啡。

作为一定级别的干部，她爷爷享有出国“考察”的待遇，而且可以带家属。这趟去欧洲的名额本来是属于弟弟张红兵的，因为张红旗寒假已经去过一次三亚了。但她的父亲说服张红兵：“你姐姐马上要高三了，让她最后轻松一下行吗？”

而送别张红旗的时候，父亲说：“开阔一下眼界，有助于制定人生的计划。”

张红旗想：连度个假都要带着任务。由于这个念头，她很冷淡地向父亲挥了挥手，就下了楼。以前的张红旗，是不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她本来认为，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有意义。但是现在是怎么了？好像她自己会习惯性地和自己对着干。烦躁让她一路上东张西望，也不愿意和爷爷的下属说话，搞得人家很尴尬。

她在欧洲走马观花地转了几个城市，无非是汉堡、巴黎之类。老干部考察的欧洲只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爷爷被一群中年人簇拥着、装模作样地讨论问题时，她得以自己在街上闲逛。当然，闲逛也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在柏林的广场上喝咖啡，在维也纳的剧院旁喝咖啡，在巴黎的小巷中喝咖啡。一路喝下来，她只有一个收获，就是证明了自己的英语确实非常好。可以流利自如地点咖啡、可以和周围的人谈天气。

尤其是在巴黎，看着那些法国人穿着衬衫拎着皮包，同样在走、同样在忙，张红旗格外索然。她想：这里所谓的“浪漫”，无非是中国女孩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或者干脆就是旅行社的幌子。但她又想：也许是自己不是个浪漫的人，才感受不到这里的浪漫？这么一想，张红旗更索然了。

但刚刚这样想，浪漫却来了。其实也就是旅行中没头没尾的小插曲。当时是在巴黎的第二天，张红旗在一个露天咖啡馆喝完咖啡，正想要回去。可掏出钱来，却愣了神。她在每个地方的零花钱，都是爷爷的秘书准备好，放在一个信封里留给她的，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出了差错。她拿出来的不是法国的法郎，而是两张德国的马克，那时候欧洲的货币还没有统一。

如果是美元还好，在哪里都可以结账。张红旗紧张地把钱给服务生看，问他可不可以收。服务员坚决地摇了摇头。张红旗飞快地用英语向他解释，她只有这两张钱；如果附近有银行，她也可以去换，换回来再付账。可是服务员露出听不懂的样子，随即更加坚决地摇头。张红旗想，是不是自己没说清楚呢？再一想，是这个服务员的英语不好，太长太快的句子都听不懂。

张红旗有点慌神了。在一个语言几乎不通的异国，身上又只有两张不能流通的纸币，换了谁都会慌一下。她站起来，想比划着把意思表述清楚。可不比划还好，一站起来，却把杯子也碰到地上去了。叮当一声，把服务员的警铃也敲响了，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抓住张红旗的手腕。这下张红旗真的害怕了：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想逃账吧？而手被人抓着，浑身不由自主地硬了，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就那么沉默地看着对方。

幸亏旁边桌的一个男人拍了拍服务员，才让双方都放松下来。那人也是说英语的，但他的同桌有法国人。于是他说一句，同桌就翻译一句给服务员听。他告诉服务员，这个小女孩递给他的两张钱，何止一杯咖啡，已经够在最好的饭馆吃一份牛排了；如果他们这个小咖啡馆不愿收马克，他可以替小姑娘付钱，杯子也算在里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