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立志于经办“洋务”。后来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中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的很多活动和功绩，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会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中，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的这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李鸿章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涵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微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备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这说明，当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40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40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查，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