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