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毛泽东早年在私塾里读经的时候，自然熟读了作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民族智慧之源的《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