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着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