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埃尔?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法兰西最光芒万丈的年代就是诗歌不存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法国几乎没有情感，没有声音。同一时期，德国经历了狂飙突进运动。我有时候在想，当今的政治领袖是贝卢斯科尼和萨科奇这类只要有机会就自我吹嘘不读书的人，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是否会怀念从前那个年代：任何不逊的声音都要休止，政权只是毫无诗意的东西？我们的总统不时对《克莱芙王妃》显出某种本能的反感。他是个忙人，看不出这类阅读的用处。他还不断提起，带着令人困惑的坚持。想象我们在拉法耶特夫人旁边堆积起的所有这些作者吧，在巨大的墓穴，无用的漫长沉寂里。顺便说一声：在意大利，你们可是避开了太阳王。

艾柯?我们倒有一些太阳王子，城邦的首领，在十七世纪以前大大促进某种异乎寻常的创造力。在此之后是漫长的衰落。与你们的太阳王对应的是教皇。在最强有力的教宗治下，建筑和绘画往往出其不意地繁荣，这原来不是偶然。但文学除外。在意大利文学的伟大时代里，诗人们都在小城的领主家里创作，比如在佛罗伦萨、费拉拉，而不是在罗马。

卡里埃尔?我们一直在谈论过滤，但如何看待一个与我们如此接近的年代？假设有人要求我介绍法国文学史中的阿拉贡，我该从何讲起？阿拉贡和艾吕雅原本是超现实主义者，稍后却都写下了同情共产党的可怕而夸张的文章：“斯大林的世界永垂不朽……”毫无疑问，艾吕雅始终是诗人，阿拉贡始终是小说家。然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却是他创作的歌词，由布拉桑等人谱曲。《没有幸福的爱情》或《人就这么活吗？》。我一直深爱这些老歌，它们陪伴并装点我的青春年华。只是，我很清楚，这在文学史上只能算一个小插曲。我们还能为未来几代人留下什么呢？

电影方面的例子。我在五十年前讲课时，电影正好也有五十年的历史。当时有一些大师，我们学习欣赏他们，分析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位大师就是雷内·克莱尔。布努埃尔曾说过，在三十年代，有三位电影导演可以为所欲为：卓别林、华特·迪士尼和雷内·克莱尔。如今在电影学校里，没有人知道谁是雷内·克莱尔。按愚比老爹的话说，他彻底没影儿了。人们几乎记不住他的名字。三十年代的那些“德国人”也是一样，布努埃尔尤其钟爱他们：乔治·威廉·巴布斯特、弗里茨·朗和茂瑙。谁还知道他们，谁还引述他们，谁还列举他们作例子？弗里茨·朗还为人所知，至少电影爱好者们记得他的《杀手M》。但其他几位呢？过滤在无情、无影地实施，甚至电影学校也一样，这由学生们来决定。突然，某位“被过滤的”导演重新现身。因为他的某部电影在这里或那里放映，并造成轰动。因为新出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但这总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电影一旦开始走进历史，也就走进遗忘。

艾柯?世纪之交的作家也是如此，当时在意大利有三大诗人：邓南遮、卡尔杜奇和帕斯科利。直到法西斯政权以前，邓南遮都是伟大的民族诗人。一战结束后，人们发现了帕斯科利，说他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先锋。卡尔杜奇当时被看作修辞家，默默无闻。但如今又兴起了重读卡尔杜奇的运动，说他实在不赖。

新一代的三大诗人是翁加雷蒂、蒙塔莱和萨巴。人们当时都在追问，他们三人中谁会获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萨瓦多尔·夸西莫多在1959年获得这一殊荣。蒙塔莱直到1975年才获奖，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在我看来，他还是二十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卡里埃尔?在我那个年代，也就是1925—1930年间，全世界最伟大的电影是意大利电影。我们每个月都在期待那两三部意大利新片上映，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这构成我们的生活，远胜过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某个悲哀的日子里，意大利电影开始衰竭，并很快消逝。意大利电视是罪魁祸首，据说电视当时也联合制作电影。当然，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一神秘的枯竭现象，意大利电影本身也深受其苦。突然之间，活力不再，导演老去，演员也是，作品被不断重复，某种精髓的东西正在丧失。意大利电影一去不复返，尽管它曾经在世界电影史上名列前茅。

这让我们笑、让我们颤抖的三十年，如今还留下什么？费里尼始终让我心醉神迷。安东尼奥尼一直让我心怀敬佩。你看过他最后的电影短片《米开朗基罗的凝视》吗？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部电影！安东尼奥尼在2000年拍摄了这个不到十五分钟的短片，片中没有任何对白，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把自己拍进电影。我们看见，他独自一人走进罗马的圣·皮埃尔·奥里安教堂。他缓缓走向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坟墓，整部电影就是一个没有对白的对话，是安东尼奥尼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视。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论发表的疯狂、毫无来由的骚动，全被否决在影片的沉默和导演本人的凝视之中。他是来告别的。他再也不会回来，他心里明白。他来做最后一次拜访，他自己即将离去，而那难以捉摸的杰作将永久留下。他仿佛是最后一次来向它提问。他仿佛是试着来窥探一个言语无法穿越的谜。安东尼奥尼在走出教堂以前凝视摩西像，那目光是如此悲怆！

艾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们似乎过分遗忘了安东尼奥尼。相比之下，费里尼自从去世以来威望越来越高。

卡里埃尔?他绝对是我最热爱的导演，尽管他不总是得到恰当的评价。

艾柯?在他的一生中，费里尼被看作一个不关心社会现实的做梦者。那是一个极端的政治介入的年代。在他去世以后，人们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并重新加以定位。最近我在电视上看了《甜蜜的生活》。这是一部鸿篇杰作。

卡里埃尔?一说到意大利电影，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佩特洛·杰米、吕基·康曼西尼、迪诺·里西和意大利戏剧。我有点担心，人们渐渐会遗忘另一些人，当初他们在我们眼里就如半神。像米洛斯·福尔曼，他当初之所以想拍电影，是因为在少年时代看到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尤其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电影。对他来说，电影一边是意大利电影，一边是卓别林。

艾柯?我们又回到刚才的假设。当国家过于强大时，诗歌缄默不语。当国家处于全面危机时，比如战后的意大利，艺术能自由地畅所欲言。新写实主义的伟大时代起源于意大利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我们还没有进入所谓的意大利奇迹年代，也就是1950年代的工商业复苏。《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拍摄于1945年，《战火》在1947年，《偷自行车的人》在1948年。十八世纪的威尼斯还处于商业强盛时期，但开始走向衰落。然而，那时有提埃波罗、加纳莱托、瓜尔第和戈尔多尼。因此，当政权消竭时，有些艺术会被激发，有些不会。

卡里埃尔?拿破仑时代实行绝对政权，在1800—1814年间，没有一本在法国出版的书还流传至今。绘画非常壮丽，却也极其矫饰，大卫在《加冕仪式》以前还是伟大的画家，后来却变得平淡无味。他在比利时度过可悲的晚年，专画一些矫揉造作的古典题材。没有音乐，没有戏剧。当时只重演高乃依的作品，拿破仑去剧院只能看《西拿》。斯塔尔夫人被迫流亡。夏多布里昂遭到当局敌视，他的代表作《墓外回忆录》一开始是秘密写的，在他生前只发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迟以后。当时给他带来荣誉的小说如今都不堪卒读。这是一个过滤的奇特例子：他为众多读者写的东西被我们丢开，他单独为自己写下的作品却让我们心醉神迷。

艾柯?彼得拉克也是如此。他一生都致力于拉丁文巨著《阿非利卡》的撰写，并相信这会成为新的《埃涅阿斯纪》，给他带来荣耀。他只在没什么好做的时候才写十四行诗，而这些诗令他名垂史册。

卡里埃尔?我们讨论的过滤概念，让我不禁想起那些喝前要过滤的葡萄酒。现在有一种葡萄酒，就是“没过滤的”。它保留了所有残渣，有时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风味，一经过滤就被去除。也许，我们在学校里品尝了一种过度过滤的文学，以至于丧失了这种不纯粹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