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蒋介石总是以手令“下条子”来发号施令，对于谁来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作风，一成不变。没想到，蒋介石这回竟踢到铁板了，评议会的评议员，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手令、奉行无违。傅斯年在1940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清楚地透露了个中曲折。

傅斯年向胡适述说道，当蔡元培去世之后，学界中人对于谁来继任斯职，诸方各有议论，各家自有主张。例如，有人说地质学家出身后来从政的翁文灏是合适的人选，却同时也有反对者。不过，众人瞩望所及，“不谋而合”，都以当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为最佳人选。如身为评议员的名史学家陈寅恪，便拟参加在重庆即将举行的评议会，他是“素不管事之人，却也热心”，居然还“矢言重庆之行”，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当评议员陆续抵达重庆后，大家“凭空谈到此事”，都说既然可以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位，那么其中一票一定要投给胡适。傅斯年又与北京大学老同学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健将之一的段锡朋，以及担任过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法学家周炳琳谈到选举胡适的事，他们都说，“他选出来一定高兴”，周炳琳还说，“有此honor在国外也好”。傅斯年更向胡适报告他和周炳琳谈及此事的详细情况：

我说：“你想，把适之先生选出一票来，如何？”他说：“适之先生最适宜，但能回来么？”我说：“他此时决不回来，此票成废票。”他说：“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我又说：“那么，选举出他一个来，有无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说：“政府决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内，自然轮不到他。”

也就是说，这些读书人当然知道正在美国肩负争取援助之职的胡适，其实承担的是更为重要的责任。但是，对于必须以自由意志选择领导人物的认知，学术界普有共识。因此，将胡适选出为候选人之一，和翁文灏或是朱家骅或是王世杰并列，就算胡适不可能返国任职，然正如周炳琳的话，“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

后来，王世杰“突发奇想”，提出了顾孟余这位人选，便约集几人商量一下。傅斯年表示，他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傅向心理学家汪敬熙（缉斋）“表态”说：“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没想到汪的回答居然是“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个politician”，持负面态度。既然提出了顾孟余为人选，就和任何选举一样，相关者也会事先算算选票的流向，如段锡朋与朱家骅对于顾孟余的可能得票，“详细一算，只可有八票，连缉斋在内呢”，希望不大。对于以顾孟余为人选这件事，王世杰与段锡朋“曾很热心一下，只是觉得此事无法运动”，因为，“这一般学者，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

既然可能会投票给顾孟余的人不多，想要帮他“运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么，王世杰的提议只有顺其自然。没想到，蒋介石的手竟然伸出来了。傅斯年说：

忽在开会之前两天，介公下条子，举顾孟余出来。此一转自有不良影响。平情而论，孟余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其办教育，有欧洲大陆之理想，不能说比朱、王差，然而如何选出来呢？大难题在此。及介公一下条子，明知将其举出，则三人等于一个人，于是我辈友人更不肯，颇为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