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与吕实强两位教授，都从1955年就入院服务，套用台湾军队的术语，两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半世纪风雨的见证者。可惜的是，两位前辈教授的回忆，和本来的历史场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据文字记录，胡适就任研究院院长与第三次研究院院士会议的地点，正如吕教授的回忆，都是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馆楼上；不过，蒋介石出席的是院士会议而非胡适的院长就职典礼，吕教授的回忆，也非尽为正确（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59、2661页）。至于蒋介石和胡适抬杠交锋的重点，与“五四运动”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蒋介石当天的谈话，官方的记录并不完整（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词》，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卷），推测言之，他应该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胡适的响应，基本内容则可见诸《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好，当时《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记录犹在，综合归纳起来，犹可知其双方交锋的大概。

就蒋介石一方言，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所以就应该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而且，在他看来：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

蒋介石又推崇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因为：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还说：

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参考同日《中央日报》）

“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建制，胡适身为院长，自然对研究院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许多思考。然而，这样的方向和任务，应该以学术自身的逻辑与需要为依据。蒋介石的讲话却要求以“复兴民族文化”作为研究院的任务，还指定学术研究必须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当然非驳不可。

不过，胡适的回应，固然针锋相对，却又曲折委婉。蒋介石希望“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胡适则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蒋介石）“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