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十分在乎朴社的前景，与妻子谈到它，居然“太快意，精神提上，竟致失眠”（《顾颉刚日记》，1923年6月24日）。可是，1924年上海发生战事，在沪同仁急需用钱，议决解散朴社。当时人在北京的顾颉刚大怒，却已“鞭长莫及”，收到上海朴社同仁寄来的款子之后，他找了老同学蒋仲川等人入社，仍旧约定存下钱来，决意继续维持下去。1925年6月28日，顾颉刚更当选为朴社的总干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朴社总干事的身份，激起了顾颉刚的事业心怀。像是他注意到北京大学所在地的马神庙附近并无书店，朴社如果可以在那里开家书店，必可获利。经过他亲自视察（《顾颉刚日记》，1925年10月8日、15日），由同仁决议利用共同基金在彼处租房，从此创办景山书社。顾颉刚耗费了不少精神力气在景山书社的成立杂事上，既参与招考“学徒”与伙计（《顾颉刚日记》，1925年11月1日、9日），当11月15日景山书社开幕，顾颉刚更亲自照料店务。只是，那时他却还拉不下脸来，“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对自己的这等行为感到害羞。可是，书社的确赚钱，1926年6月的盈余有九十余元，“可见营业之有起色，将来可有发展之望也”（《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6日）。

准备出书，是朴社的另一目标。本来，顾颉刚与钱玄同、胡适等人讨论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朴社同仁一直要顾颉刚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出版的，不料，“有一个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们编了一本《古史讨论集》出版了”。大家看到这部《古史讨论集》，错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开始埋怨顾颉刚：“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心下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还不成熟，又苦于杂事过多，想定心研究几个大题目，作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把自己胸中积蓄的想法，提出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真能揭露中国过去两三千年的古代历史本相。可是，现实的环境，却不给顾颉刚这等机会。他悲哀地写道：

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往经营与学术文化相关的社会事业这条路上走，是顾颉刚自己的决定。由此带来的各等杂事，引来的各种牵连，其实是自己迈开这一步的必然结果。

　四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19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四十七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顾孟余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