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中文系的第一号功臣
　　
　　台静农的书房，谈不上豪华宽敞，总共只有六席大，正可“歇脚”休憩。他在回答黄秋芳的采访时说：“因为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5 台静农这样解释“歇脚庵”命名的由来。
　　
　　这个庭院属日式木造老屋。那些学生途经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九邻这一幢台大宿舍时，都要到他这里歇脚。人们只要一坐到木格窗旁书桌前的老位子，眼观从书架排到地板上的书籍，再品着清香的名茶，无论是国事家事、大事小事，都可在这里放言高论。他的中文系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着，学生进去从不要预约。对学生交来的作业，台静农总是细心批阅。他授业解惑废除填鸭式而注重启发式。他在教大二学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三学生的《楚辞》时，先要求学生看大陆作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可他讲授时并不按他们的观点讲，而按自己编的讲义教。他授课时要言不烦，有如老吏断狱。他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而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脉络的掌握。正因为他循循善诱，待人和蔼，醇笃狷介，平易豁达，故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掌舵后，便有一个任你翱翔的自由开放的宽广天地。正如张淑香所说：“人人都说他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无不为；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这样的老师，如清风明月，涤人耳目，洗人性灵，自然引人瞻瞩高远，寄心遥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为务。”6 在一个最容易产生文人相轻的地方，中文系师生在台静农的带领下未闹过大的矛盾。学术上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演变到党同伐异的地步。
　　
　　台静农在“歇脚庵”一住就是四十年，故原无久居之意已不复存在，因而台静农请张大千居士另题斋名，写了一方“龙坡丈室”的小匾挂起来。他对此解释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7 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对此的回答是苦笑：“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8 自己的声音是喑哑了，可他愿意提携那些声音仍洪亮的人去歌唱。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即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后，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9 正由于换了一个环境，此时受特务跟踪的聂华苓感到自己来到另一片广阔明朗的世界。她不再担心受特务骚扰，又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台静农的文学观无疑是传统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与高贵的面容，但未给人可敬而不可亲之感，因为其中洋溢的多是舒坦宽厚的精神。正因为他有宽广的胸襟，故除介绍词学大家叶嘉莹来台大中文系教诗选，使那些莘莘学子有瞻仰系里第一代师长谆谆风采的幸福外，还容许被线装书垄断的中文系让从美国爱荷华写作班毕业的王文兴到这里来教外国现代文学，其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讲的不是英国的乔伊斯、美国的海明威，就是法国的萨特、德国的考夫曼、美国的佛罗斯特。这门课为中文系学生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文学视野，并在王文兴的启发下不少人走上了创作道路，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现代派作家。正是台静农引进王文兴这种内省型的作家到台大中文系来，才促使中文系流风余韵，馨香不尽，让《现代文学》杂志与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在风气上有所转向。
　　
　　众所周知，在台湾学术界，中文系与外文系往往代表两种不同学风、学派。前者着重研究古典文学，鉴于当局不许传播鲁迅及其30年代文艺的禁令，中文系便无法开“中国新文学史”课，因而学风显得封闭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学为主。虽不开“中国新文学史”课，但由于系风开放，师生对大陆新文学作品作家都心向往之，并在老师鼓励下搞起了原本属于中文系专利的文学创作。台静农把这两股不同的学派结合起来，不但请进王文兴这样的前卫作家到中文系酿造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且在欧美文学大本营的《现代文学》上连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使传统与前卫两种文学思潮在这里汇流。
　　
　　李敖在台大读历史系时，台静农是该校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没教过李敖，但在李敖穷困潦倒于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时，台静农曾到学生宿舍去看望李敖，对他售书一事帮过大忙，李敖对此一直感念在心。到了1963年李敖著文攻击台湾大学文学院及中文系时，他认为台大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他却认为，“腐化的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这种指责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如果说，台大中文系有过“腐化”现象，那也是时代使然，台静农一人是担当不了这一责任的。何况台静农本人无论从学术观点还是生活上，均未“腐化”。相反，是他带领中文系师生改造中文系，使僵化而非“腐化”的中文系有了一丝生机，让学生能以研讨施耐庵、曹雪芹的态度去讨论课表上没有的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这是一种多大的进步！正如叶庆炳在《四十三年如电抹--悼念吾师台静农先生》一文中所说：“台大中文系能有今日，台先生无疑是第一号功臣，虽然台先生从来不居功。”10
　　
　　至于李敖指责台静农被特务“吓破了胆”，也是夸大其词。台静农受惊吓的情况是有的，从此再不敢讲鲁迅的确表现了他懦弱的一面，正如他胆囊开刀时所说：“我本来就胆小，现真正成了无胆之人了。”但他有时并不胆小，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随时可以通过某种偶然话题流露出来。台静农曾对他的学生、现为台大教授的柯庆明说：“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11乍看，这是对自己苦难遭遇的自我解嘲，可这里隐藏着极大的内心痛苦和对当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沉重郁结。台静农对卑鄙的政治诬陷本是痛恶到极点的。据蒋勋回忆：一次在晚餐席间，有人提及文化界一位擅长以政治诬陷栽赃他人的事例，台静农露出少有的不悦表情说：“他也做这样的事！”12台静农无论闲谈或下笔评介人物很少有偏激刻薄的言语，何况谈的对象是晚辈，然而这是蒋勋看到他对人的最深重的一次不屑与厌弃。还有台静农讲中国文学史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屈原，讲文学史对嵇康阮籍、魏晋名士情有独钟，所谓“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寄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