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参加左联从何“退出”左联？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所以多年来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攻：左翼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右翼文人却认为他原本是“左联战士”，只不过后来发生分歧而退出罢了。如美籍华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鲁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说胡秋原退出左联后批评左联，所以才受到左联的“痛击”。胡秋原读了后觉得此事影响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纽约旅途中给夏志清写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关于你书中的其他错误，我不必批评。但涉及我的两处，有须说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联，自无从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联痛击，而是左联受到我的痛击。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学界人士开一茶会，由你提出你关于我所说两点的真实凭据。如我不能提出反证反驳，我将当场说明你的书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否则你应该写信给我，或在中外的文学杂志上自己对这两点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两天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蒋彝教授的安排下，与胡秋原会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东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孙写的《1918-1937：现代中国文学论争》一书，说泰氏著作也说胡秋原参加过左联。胡说：“泰氏之书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书误导了他，而不是你沿袭他的说法。”过了一天，夏志清给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大意是：“关于你有无加入左联，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见不少你加入左联的资料，一时记不起来。”又说：“你对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复，故给人你被击败的印象。许多人均是这样看的。当然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只因左联人多，我们人少，可说‘虽败犹荣’。”由于夏志清以赞同胡秋原当年批评左联的观点为自己辩护，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气的信，大意是：
既然你看过不少我加入左联的资料，你不妨举一种出来。至于小泰戈尔的话，不足为凭，因为他的书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无参加左联，你可用检验的方法。第一，看左联出版的机关杂志上有无我的文章；第二，左联常联名发表宣言，可看有无我的名字；第三，现在香港，还有左联旧人，如李辉英先生正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料，可以征信。关于第二点，我说，对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复了的，那便是《浪费的论争》一文。其次，论辩以后左联有决议公开自承错误，而我并未自承错误。再其次，看鲁迅的《辱骂恐吓不是战斗》一文好了。他们既未能“战斗”，我如何败得了？……
论战与政治战、军事战不同，只问有理无理，与人之多少无关。如承认我有理，我怎能败？……说责任在我没有写文章纠正错误印象，亦非事实。因我写《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编有《少作收残集》。台湾还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谈到过，如戴杜衡、刘心皇和陈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写过文章，承认那一次是我的胜利，左联的失败。
夏志清出版了海内外首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影响甚大，一时成了不容怀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超级权威乃至学霸。他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当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气，批评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说史，还批评胡不该发表他的信，请胡今后不要再写信纠缠他，并附《夏志清启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该书专论1919至1957年较有成就之小说家，也兼论那一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界论争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页）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苏汶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同人有关文艺自由的一场论辩。据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来信，谓我的叙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错误，并感谢编者先生允许我借用贵刊把这两处错误公开更正的诚意。
拙著126至127页:“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com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据胡先生言，他从未加入过左联，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联”（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当年文章上也没有“complain”过曾受左派文人的迫害（“l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论辩结果，据我书上说，“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据胡先生来信言，他并没有被辩倒，而且事实“充分证明左翼在此次论辩后不得不自承错误”（胡信，第2页）。胡先生更说（第3页）：“那一次的论争，是中共成立以来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上为非共派所击败而公开自承错误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评，亦为自是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共产主义之教条解放，或对共产主义之独裁战斗的一个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陆发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对那次论辩的看法。将来我的书重版时如有修改的机会，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两点，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纽约 1968年11月20日
这个“更正”虽然写得很勉强，多少有点出于无奈，但有了它，胡秋原与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终结。可夏志清最后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却一再认为夏书已使自己受到伤害。为此，胡秋原在发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启事后，又写信给泰戈尔之孙以及美国戈德曼、日本竹内实，要他们对他参加过左联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声明：对瞿秋白的批评，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评他的偏激错误，是有左联之决议和何丹仁根据左联决议写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为证的。何丹仁自承错误说：“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我们要纠正易嘉和起应在这次论文中所表现的错误，我们尤其要反对那干脆不过的舒月先生的那种理论和态度。”这里讲的易嘉、起应，分别指瞿秋白、周扬，何丹仁则为冯雪峰笔名。
左联在论战时也曾派人找过胡秋原，说《文学月报》上的“批判胡秋原专号”不代表“组织”意见，并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胡秋原。为让国内外学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资料，胡秋原请台湾著名新文学史家刘心皇将其所藏《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集》增订出版。但这事并不因此了结。鉴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马克思主义词句，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且论战期间左联曾邀他参加《现代》杂志有关苏汶文章引起论争的“总结”，并转送过鲁迅被他一度奉为偶像的普列汉诺夫照片，故胡秋原与左联关系亲密的嫌疑仍无法除掉。如有人曾拿出一张所谓“左联成立照片”，说“后排左起第五人即胡秋原”。胡秋原否认，可对方说就是他，甚至说用放大镜一看就明白。胡秋原说这是伪造的，他存有原版，原版上对“后排左起第五人”分明注明是他者而非胡氏。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所以多年来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攻：左翼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右翼文人却认为他原本是“左联战士”，只不过后来发生分歧而退出罢了。如美籍华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鲁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说胡秋原退出左联后批评左联，所以才受到左联的“痛击”。胡秋原读了后觉得此事影响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纽约旅途中给夏志清写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关于你书中的其他错误，我不必批评。但涉及我的两处，有须说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联，自无从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联痛击，而是左联受到我的痛击。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学界人士开一茶会，由你提出你关于我所说两点的真实凭据。如我不能提出反证反驳，我将当场说明你的书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否则你应该写信给我，或在中外的文学杂志上自己对这两点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两天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蒋彝教授的安排下，与胡秋原会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东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孙写的《1918-1937：现代中国文学论争》一书，说泰氏著作也说胡秋原参加过左联。胡说：“泰氏之书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书误导了他，而不是你沿袭他的说法。”过了一天，夏志清给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大意是：“关于你有无加入左联，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见不少你加入左联的资料，一时记不起来。”又说：“你对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复，故给人你被击败的印象。许多人均是这样看的。当然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只因左联人多，我们人少，可说‘虽败犹荣’。”由于夏志清以赞同胡秋原当年批评左联的观点为自己辩护，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气的信，大意是：
既然你看过不少我加入左联的资料，你不妨举一种出来。至于小泰戈尔的话，不足为凭，因为他的书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无参加左联，你可用检验的方法。第一，看左联出版的机关杂志上有无我的文章；第二，左联常联名发表宣言，可看有无我的名字；第三，现在香港，还有左联旧人，如李辉英先生正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料，可以征信。关于第二点，我说，对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复了的，那便是《浪费的论争》一文。其次，论辩以后左联有决议公开自承错误，而我并未自承错误。再其次，看鲁迅的《辱骂恐吓不是战斗》一文好了。他们既未能“战斗”，我如何败得了？……
论战与政治战、军事战不同，只问有理无理，与人之多少无关。如承认我有理，我怎能败？……说责任在我没有写文章纠正错误印象，亦非事实。因我写《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编有《少作收残集》。台湾还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谈到过，如戴杜衡、刘心皇和陈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写过文章，承认那一次是我的胜利，左联的失败。
夏志清出版了海内外首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影响甚大，一时成了不容怀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超级权威乃至学霸。他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当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气，批评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说史，还批评胡不该发表他的信，请胡今后不要再写信纠缠他，并附《夏志清启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该书专论1919至1957年较有成就之小说家，也兼论那一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界论争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页）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苏汶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同人有关文艺自由的一场论辩。据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来信，谓我的叙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错误，并感谢编者先生允许我借用贵刊把这两处错误公开更正的诚意。
拙著126至127页:“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com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据胡先生言，他从未加入过左联，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联”（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当年文章上也没有“complain”过曾受左派文人的迫害（“l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论辩结果，据我书上说，“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据胡先生来信言，他并没有被辩倒，而且事实“充分证明左翼在此次论辩后不得不自承错误”（胡信，第2页）。胡先生更说（第3页）：“那一次的论争，是中共成立以来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上为非共派所击败而公开自承错误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评，亦为自是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共产主义之教条解放，或对共产主义之独裁战斗的一个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陆发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对那次论辩的看法。将来我的书重版时如有修改的机会，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两点，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纽约 1968年11月20日
这个“更正”虽然写得很勉强，多少有点出于无奈，但有了它，胡秋原与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终结。可夏志清最后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却一再认为夏书已使自己受到伤害。为此，胡秋原在发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启事后，又写信给泰戈尔之孙以及美国戈德曼、日本竹内实，要他们对他参加过左联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声明：对瞿秋白的批评，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评他的偏激错误，是有左联之决议和何丹仁根据左联决议写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为证的。何丹仁自承错误说：“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我们要纠正易嘉和起应在这次论文中所表现的错误，我们尤其要反对那干脆不过的舒月先生的那种理论和态度。”这里讲的易嘉、起应，分别指瞿秋白、周扬，何丹仁则为冯雪峰笔名。
左联在论战时也曾派人找过胡秋原，说《文学月报》上的“批判胡秋原专号”不代表“组织”意见，并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胡秋原。为让国内外学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资料，胡秋原请台湾著名新文学史家刘心皇将其所藏《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集》增订出版。但这事并不因此了结。鉴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马克思主义词句，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且论战期间左联曾邀他参加《现代》杂志有关苏汶文章引起论争的“总结”，并转送过鲁迅被他一度奉为偶像的普列汉诺夫照片，故胡秋原与左联关系亲密的嫌疑仍无法除掉。如有人曾拿出一张所谓“左联成立照片”，说“后排左起第五人即胡秋原”。胡秋原否认，可对方说就是他，甚至说用放大镜一看就明白。胡秋原说这是伪造的，他存有原版，原版上对“后排左起第五人”分明注明是他者而非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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