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以死呼救
“文坛往事辨伪案”的第二个“伪”是指苏雪林借悼胡适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说大陆50年代前期动员了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写了三百万言的批胡文章，皆“导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鲁事件。我这只火老鸦，带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场回禄之灾，至今余焰犹燃，并且愈烧愈炽。我真对不住胡先生呀”。这显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实，大陆清算胡适思想，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离国民党。其次是他在学术思想上从实验主义出发，提倡以考证取代研究;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此为武器去“抵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压根儿与苏雪林的“反鲁”事件沾不上边。要说是因谁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起。这就难怪刘心皇在《欺世“大师”--与苏雪林女士“话”文坛“往事”》中指苏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扬己’的，而‘悼胡’仅属于陪衬地位，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刘心皇对苏雪林的《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驳后，苏雪林气急败坏，写了据说多达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机关，对寒爵加以诬告;有的投向教育机构和文化界朋友，对寒爵、刘心皇散布流言，称对方是“左派作风”、“文坛败类”。失去理智的苏雪林顾不得基本的逻辑常识，当她得知刘心皇要把论战文章印为《文坛往事辨伪》一书发行时，到处找“文艺界的同志力加劝阻”，还上告警察部门，邀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来再三劝告”，可刘心皇还是我行我素，苏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还要预备出国！”16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压高的老年人“活活气死”，二是指被骂死。在戒严时代，像刘心皇写的《苏雪林女士与鲁迅的关系》17一类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艺批评演变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无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刘心皇自己的话来说，扣红帽子的后果是“轻则坐牢，重则可杀头”。18因而，苏雪林无法吞下这一口气，向“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写公开信骂刘心皇为“无耻文棍”。刘为了报一箭之仇，决定继续发行《文坛往事辨伪》一书。苏雪林又写作《栽诬和恳求严厉制裁》的信件，再次“泼口恶骂”，刘心皇忍无可忍，再自印一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多达三百二十二页，比上一本几乎厚两倍。
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关于“文坛往事”的论战，被柳浪称为“苏·刘·寒交恶事件”。19其实，这不是谁与谁“交恶”，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本来，文学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属“过去式”，但在戒严时代，如果这史料与政治有关，与“拥鲁”有关，与左派有关，那就超出学术范畴。刘心皇、寒爵抛出苏雪林当年的“拥鲁”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求真，也不是“纠正文坛往事说谎的邪恶风气”20，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上纲上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坛的自身地位，维护既得的利益，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过戒严时代，不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进牢去。
学术论争应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可论战的双方无论是刘心皇还是苏雪林，均有许多违规做法。我们不能因为刘心皇是靠“史料说话”就认为他没有问题。其实，刘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如刘心皇在《苏雪林怎样揄扬左派》21中，“揭发”苏雪林1952年12月发表有《三十年写作生活回忆》22，内云“郑振铎经常日写万言，怪不得他那么多产。我对于这种作家每羡慕不止，只恨自己学他们不来”。这里讲的只是写作速度问题，丝毫不涉及作品的内容。可在“戒严”时代，只要是提到大陆文人就犯忌，更何况用的是赞扬的语调，因而这便成了刘心皇强加给苏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频送秋波的罪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对，但推论却是错误的。如在与苏雪林“话往事”时，根据鲁迅1935年给“三郎”（萧军）的书简中对周扬以鸣鞭为业绩的满腔怒火，便断定鲁迅“死前的一年，已经在反共了”。23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误读。周扬并不代表共产党--正如刘心皇不是国民党的化身，反他不等于反国民党一样--对周扬一人的不满不等于就是对共产党的不满，更不等于反共，这应是常识。
寒爵和刘心皇用揭老底的办法证明苏雪林不是“一贯反鲁”，其实很符合苏氏的思想逻辑发展。苏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熏陶，以至在与教育当局的官员谈青年的心灵怎样才不会被“赤化”时，又不自觉引用鲁迅语录“救救孩子”24，这叫积习难改。我们不能要求苏雪林从登上文坛那一天起就“反鲁”，正像“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当年也左倾，参加过共青团一样。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的论战，经历了由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到政治上揭发和思想意义上的算旧账，再到政治斗争的总抨击这样一个不断蜕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文学史观的蜕化、思想的扭曲和批评方法的庸俗化。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刘心皇对苏雪林的人品与文品的污蔑占了极大的比重。仅《“丑恶的魔鬼”之事实种种》的小标题便可见“刘某这么惨毒地整她”：
一、苏某对罗敦伟、易君左之“无理毒骂”
二、苏某对胡适先生之“无理毒骂”
三、苏某对鲁迅的“毒骂”
四、苏某对郭沫若的“毒骂”
五、苏某对郁达夫的“毒骂”
六、苏某对陈独秀的“憎恶和仇恨”
七、苏某对李金发的“毒骂”
八、苏某对孟子的“毒骂”
九、苏某对曹雪芹的“无理毒骂”
十、苏某对寒爵的“无理毒骂”
十一、苏雪林对刘心皇的“无理毒骂”
十二、苏某对作协之“无理毒骂”
十三、苏某对于青年的讥骂
十四、苏某对于国家的辱骂
十五、苏某对其祖母之“毒骂”
十六、苏某对其父亲之“毒骂”
十七、苏某对其丈夫之“毒骂”
在刘心皇看来，苏雪林从古骂到今，从政治家骂到文学家，从辱骂国家到讥讽青年，从毒骂父亲到毒骂丈夫，真是罪该万死！可这里讲的所谓“毒骂”，只不过是罗织罪名罢了，如刘心皇所列举苏雪林“辱骂”国家的例句：“她原是一个爱国者，现在她恨起中国来了！”这是苏氏作品中《棘心》的一段。刘心皇由这段话得出苏雪林“毒骂”中国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爱祖国可以正面表达，也可以侧面乃至反面表达，何况有时“恨”也是“爱”的一种表现。还有刘心皇用苏雪林的学生王敬羲说苏雪林讲课“口齿不清，发音又极尖”25，以致听不懂，便判定苏雪林不是“诲人不倦的老教授”，其立论之武断，推论之荒谬，分析之简单，态度之粗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与愤慨。
当然，使人惊奇与愤慨的还有苏雪林本人。她不该“在紧要关头时，不忘记摆出妇女骂街的姿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敌’破口大骂，或揭发对方过去的隐私，或针对对方个人的短处相讥，早把学术问题和争辩置一旁不顾”26，更不应动用专政机关去解决学术争论问题。关于后者，苏雪林倒是有“前科”的：她早先就向刑警大队诬告台南青年诗人张明仁、王宪阳的问题。27这次又向治安机关写黑信，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论争走向“案件化”。本来，鲁迅的作品应如何评价，鲁迅的思想与艺术如何既有联系有又有区别，留在大陆的文人是否均该一棍子打死，对来台的作家胡秋原、郑学稼是否还要“审查”他们过去亲共的历史，在戒严期间还能否自由讨论文学问题，这确是当年台湾文学界应多做探讨的领域。但无论是刘、韩还是苏雪林，都不是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想借这些问题从政治上击倒对方，故这场论战一开始便被包围在一种难以说清的诡异气氛之中，以致苏雪林本人也被自己造的谣言所击中。
“文坛往事辨伪案”的第二个“伪”是指苏雪林借悼胡适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说大陆50年代前期动员了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写了三百万言的批胡文章，皆“导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鲁事件。我这只火老鸦，带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场回禄之灾，至今余焰犹燃，并且愈烧愈炽。我真对不住胡先生呀”。这显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实，大陆清算胡适思想，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离国民党。其次是他在学术思想上从实验主义出发，提倡以考证取代研究;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此为武器去“抵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压根儿与苏雪林的“反鲁”事件沾不上边。要说是因谁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起。这就难怪刘心皇在《欺世“大师”--与苏雪林女士“话”文坛“往事”》中指苏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扬己’的，而‘悼胡’仅属于陪衬地位，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刘心皇对苏雪林的《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驳后，苏雪林气急败坏，写了据说多达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机关，对寒爵加以诬告;有的投向教育机构和文化界朋友，对寒爵、刘心皇散布流言，称对方是“左派作风”、“文坛败类”。失去理智的苏雪林顾不得基本的逻辑常识，当她得知刘心皇要把论战文章印为《文坛往事辨伪》一书发行时，到处找“文艺界的同志力加劝阻”，还上告警察部门，邀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来再三劝告”，可刘心皇还是我行我素，苏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还要预备出国！”16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压高的老年人“活活气死”，二是指被骂死。在戒严时代，像刘心皇写的《苏雪林女士与鲁迅的关系》17一类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艺批评演变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无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刘心皇自己的话来说，扣红帽子的后果是“轻则坐牢，重则可杀头”。18因而，苏雪林无法吞下这一口气，向“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写公开信骂刘心皇为“无耻文棍”。刘为了报一箭之仇，决定继续发行《文坛往事辨伪》一书。苏雪林又写作《栽诬和恳求严厉制裁》的信件，再次“泼口恶骂”，刘心皇忍无可忍，再自印一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多达三百二十二页，比上一本几乎厚两倍。
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关于“文坛往事”的论战，被柳浪称为“苏·刘·寒交恶事件”。19其实，这不是谁与谁“交恶”，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本来，文学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属“过去式”，但在戒严时代，如果这史料与政治有关，与“拥鲁”有关，与左派有关，那就超出学术范畴。刘心皇、寒爵抛出苏雪林当年的“拥鲁”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求真，也不是“纠正文坛往事说谎的邪恶风气”20，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上纲上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坛的自身地位，维护既得的利益，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过戒严时代，不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进牢去。
学术论争应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可论战的双方无论是刘心皇还是苏雪林，均有许多违规做法。我们不能因为刘心皇是靠“史料说话”就认为他没有问题。其实，刘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如刘心皇在《苏雪林怎样揄扬左派》21中，“揭发”苏雪林1952年12月发表有《三十年写作生活回忆》22，内云“郑振铎经常日写万言，怪不得他那么多产。我对于这种作家每羡慕不止，只恨自己学他们不来”。这里讲的只是写作速度问题，丝毫不涉及作品的内容。可在“戒严”时代，只要是提到大陆文人就犯忌，更何况用的是赞扬的语调，因而这便成了刘心皇强加给苏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频送秋波的罪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对，但推论却是错误的。如在与苏雪林“话往事”时，根据鲁迅1935年给“三郎”（萧军）的书简中对周扬以鸣鞭为业绩的满腔怒火，便断定鲁迅“死前的一年，已经在反共了”。23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误读。周扬并不代表共产党--正如刘心皇不是国民党的化身，反他不等于反国民党一样--对周扬一人的不满不等于就是对共产党的不满，更不等于反共，这应是常识。
寒爵和刘心皇用揭老底的办法证明苏雪林不是“一贯反鲁”，其实很符合苏氏的思想逻辑发展。苏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熏陶，以至在与教育当局的官员谈青年的心灵怎样才不会被“赤化”时，又不自觉引用鲁迅语录“救救孩子”24，这叫积习难改。我们不能要求苏雪林从登上文坛那一天起就“反鲁”，正像“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当年也左倾，参加过共青团一样。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的论战，经历了由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到政治上揭发和思想意义上的算旧账，再到政治斗争的总抨击这样一个不断蜕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文学史观的蜕化、思想的扭曲和批评方法的庸俗化。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刘心皇对苏雪林的人品与文品的污蔑占了极大的比重。仅《“丑恶的魔鬼”之事实种种》的小标题便可见“刘某这么惨毒地整她”：
一、苏某对罗敦伟、易君左之“无理毒骂”
二、苏某对胡适先生之“无理毒骂”
三、苏某对鲁迅的“毒骂”
四、苏某对郭沫若的“毒骂”
五、苏某对郁达夫的“毒骂”
六、苏某对陈独秀的“憎恶和仇恨”
七、苏某对李金发的“毒骂”
八、苏某对孟子的“毒骂”
九、苏某对曹雪芹的“无理毒骂”
十、苏某对寒爵的“无理毒骂”
十一、苏雪林对刘心皇的“无理毒骂”
十二、苏某对作协之“无理毒骂”
十三、苏某对于青年的讥骂
十四、苏某对于国家的辱骂
十五、苏某对其祖母之“毒骂”
十六、苏某对其父亲之“毒骂”
十七、苏某对其丈夫之“毒骂”
在刘心皇看来，苏雪林从古骂到今，从政治家骂到文学家，从辱骂国家到讥讽青年，从毒骂父亲到毒骂丈夫，真是罪该万死！可这里讲的所谓“毒骂”，只不过是罗织罪名罢了，如刘心皇所列举苏雪林“辱骂”国家的例句：“她原是一个爱国者，现在她恨起中国来了！”这是苏氏作品中《棘心》的一段。刘心皇由这段话得出苏雪林“毒骂”中国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爱祖国可以正面表达，也可以侧面乃至反面表达，何况有时“恨”也是“爱”的一种表现。还有刘心皇用苏雪林的学生王敬羲说苏雪林讲课“口齿不清，发音又极尖”25，以致听不懂，便判定苏雪林不是“诲人不倦的老教授”，其立论之武断，推论之荒谬，分析之简单，态度之粗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与愤慨。
当然，使人惊奇与愤慨的还有苏雪林本人。她不该“在紧要关头时，不忘记摆出妇女骂街的姿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敌’破口大骂，或揭发对方过去的隐私，或针对对方个人的短处相讥，早把学术问题和争辩置一旁不顾”26，更不应动用专政机关去解决学术争论问题。关于后者，苏雪林倒是有“前科”的：她早先就向刑警大队诬告台南青年诗人张明仁、王宪阳的问题。27这次又向治安机关写黑信，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论争走向“案件化”。本来，鲁迅的作品应如何评价，鲁迅的思想与艺术如何既有联系有又有区别，留在大陆的文人是否均该一棍子打死，对来台的作家胡秋原、郑学稼是否还要“审查”他们过去亲共的历史，在戒严期间还能否自由讨论文学问题，这确是当年台湾文学界应多做探讨的领域。但无论是刘、韩还是苏雪林，都不是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想借这些问题从政治上击倒对方，故这场论战一开始便被包围在一种难以说清的诡异气氛之中，以致苏雪林本人也被自己造的谣言所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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