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受政治大祸牵累停刊
　　
　　在“反共抗俄”的年代里，信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扬的是“纯文学”旗帜和创作自由论，这在客观上正好与政治挂帅的“三民主义文学”观相对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反共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文星》被当局所封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13。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柏杨、李敖之外，还有崔小萍（传媒人）、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说：“王敬羲，你回香港后准备一下，《纯文学》要停办了。”那时《纯文学》虽然一直亏损，在台港两地已出版了超过五个年头。他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学生书店（《纯文学》的投资人）赔了几百万台币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张望了一下，继续说：“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边想必已经知道了，早几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啦。说拉就拉，谁还敢办刊物？……现时林海音手头还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斟情处理吧。”说完他站起身，说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14
　　
　　台湾版《纯文学》停止运作后，香港版《纯文学》则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终止。跨越三十三年后，即1998年5月，港版《纯文学》在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复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这种“纯文学”香火不断的现象，也算是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个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