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冯自由的上述小说家言，《孙中山友人沈翔云史实考略》进行了较为严谨的学术考证。在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也就是1900年9月的《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张之洞反复劝告上海方面所组织的“国会”以及出洋学生，要忠君爱国，不要听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宣传的“人人有自主之权”、“不受朝廷压力”的谬说；他的最为强硬的理由，就是危言耸听的亡国灭种：

若会匪鱼烂于先，各国瓜分于后，则中华从此亡矣，不能望其复有矣。神为之怨恫，祖考为之号泣，子孙为之窘辱灭绝，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从康之祸，一至于此！

沈翔云在《复张之洞书》中回应说：“顷者奉到劝戒之文，反复数千言，语长心重，谆谆是告，呜呼！公诚狼狈不堪矣，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苦矣。”

接下来，沈翔云反复向“平日守数千年文章诗赋之旧，傲然自负为通学，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为深通西学”的张之洞，讲解起了他自己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之理，在欧美各国，虽五尺童子亦莫不知之。故地球之上，苟称为文明国者，其宪法所载，必使人人有立会之自由权。”

针对张之洞的“以国家拱而奉之于朝廷，久而遂视国家为朝廷之物矣”，沈翔云还谈到了欧美各国代议制的宪政民主制度：

下议院者何？全国人民之代表者也。曷为之代表？全国人民不能人人入议院以议定其政事，故于人民中选举若干人以代议其事，所谓代议政体也。代议者，人民之权利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不议，即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无权。此所谓民权也。故议院者，为民而设，非为君而设。若出备采择，是专制国之顾问官，而议院不如是也。

但是，沈翔云在这封公开信中表现得最为大胆也最为激烈的言论，并不是基于他所宣传的“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文明常识，反而是基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中国特色的刀笔思维和天谴诅咒，斥责张之洞在“北京破，满酋走”的情况下，依然“号于人曰，天下并未全乱”，是“诚昏昏不知外情者矣”。

沈翔云因为《复张之洞书》一举成名的同时，自然会引起被他斥骂为非人化、妖魔化的晚清政府当局的高度警惕。1900年11月14日，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致电张之洞报告说：“励志会始自去秋，专为研究学问及译书而设，月聚一次，演说皆系学问，未及国事。惟本年六月有由鄂来东学生沈翔云赴该会演说，语多悖谬，刊入《清议报》。”

成立于1909年秋天的励志会，由来自上海南洋公学的留学生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富士英、秦毓鎏、章宗祥、胡泰等人，来自湖北的留学生戢元丞、王芳，以及来自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留学生秦力山、蔡艮寅、范源廉、唐才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随着沈翔云、张继、陈独秀等人的陆续加入，励志会逐渐分化出稳健派和激进派。稳健派代表人物是章宗祥、金邦平、吴振麟、曹汝霖、胡泰、王芳等人；激进派代表人物有戢元丞、雷奋、杨廷栋、杨荫杭、富士英、秦毓鎏、张继、沈翔云等人。

由于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以“江、鄂学生最多”，李盛铎建议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严饬留学生监督承担起“稽查约束”的责任。正是依据李盛铎的上述电报，张之洞于同年12月29日，向二品大员、湖北汉黄德兵备道、江汉关税务兼办通商事宜岑春萱发出公函，针对沈翔云等人的留学表现，要求岑春萱通过外交渠道照会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