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在这篇文章中，阎延文女士谈到，在中国，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原因之一，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就会有人说这是“文人相轻”，或者说他“借名人上位”，或者问他“你是道德家吗”。正是这三大“文化路障”，使“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她认为，这是“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批评，包括道德批评，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只不过同时认为，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可以说，自由而有序，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在《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 [ 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 ] 一文中，我谈了“批评的规则”；在这篇文章里，我要谈“批评的自由”。我认为，这种自由，可以概括为“三不问”，即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下面，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展开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