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忍受别人利用我们的潜意识，罔顾我们的理性。”诗人庞德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他们把商品名称配上音乐，然后只播音乐，你只要听到那段音乐，就想到那件商品。”

真的。古典乐频道每段节目之间排满了配上音乐的商品广告，从机票减价、轿车换代到股市行情、贷款优惠，等等等等，音乐一起，果然就想起机票轿车股市贷款之类，不过是听得惯了，腻了，谁想到什么潜意识，什么理性，现代诗人，到底出言不凡，现代商人呢，则真该请来开一课“音乐心理学”。

不论如何，庞德这段话说出一项听觉的事实：音乐，可以在听者的“联想”中指涉具体而微的事物。

托尔斯泰有生之年，恐怕不曾领教过收音机。如果我没记错，他曾说，音乐，主要是为了，而且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这说法，音乐专家会同意么？退一步说，且不管音乐“主要”是“为了”什么，由音乐引发的联想、记忆，以及这联想、记忆的内容，可就太多了。

远者如秦末的“四面楚歌”，我以为是霸王别姬那一幕里最动人的情节，若非楚人对楚歌的集体记忆，项羽军心何至于一夜崩溃。近者，大陆不是在流行“革命歌曲大联唱”么？据说给“文革”过来人听听，可资“怀旧”的，可是随即就有报道说，八十年代部分样板戏重演重播时，不少中老年干部和知识分子既憎且惧，说是给勾起昔年的旧痛余悸，期期以为不可，总之，这就是记忆作祟，音乐使然的历史公案、政治公案。

再看私案如何。比如那一夜，殷承宗同志索性应同胞之邀弹一段《黄河》，在我听来，哪里会想到那道浊浊洪流，我会着即想起中学时代某日午后，大喇叭里忽然传出钢琴《黄河协奏曲》时，心中那么一阵错愕与狂喜：那时，那十年，准予公开播放的钢琴协奏曲，只此一阕，《黄河》，即等同于我对“钢琴”、“文革”与“少年时代”这么三重记忆。

或谓以上作品不是纯音乐，好的，那么莫扎特、贝多芬的乐曲，“纯”度绝对够了吧，听来又会怎样？是纯而又纯的纯享受，还是混杂的联想与记忆？这件事，我愿亲自去找德、奥诸位古典乐大师谈谈，他们万万想不到我在恭听纯净的古典音乐时，私心杂念是些什么。“你只要听到那段音乐……”我也可以为庞德先生开一份小小的作品名单，看看音乐和记忆是如何同步奏效的--

作品之一：《斗牛士之歌》。一九六六年。家门对过的弄堂口。一群红卫兵蜂拥而过。忽然，他们齐声用上海话唱起《卡门》主题歌。那时盛行抄家，抄没的物件中，就有古典音乐唱片。

记忆：那条弄堂口，那年夏末秋初的都市夜色。我家也刚被抄过，我也会唱那首歌，记忆中的盲点：我何时听过这首歌，而且记得？

作品之二：《圣母颂》，是舒伯特写的那首。一九六八年。借唱片的朋友，刚刚切除一枚腰子。

记忆：抄家后发还的唱机，靠南墙床头柜放着，就像大陆家庭的珍贵电器那样，上面覆着一块遮尘的布。记忆中的盲点：我记住了朋友的没有腰子，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作品之三：《拉科齐进行曲》。一九七○年。江西赣南山中，是在偷听台湾电台播音，因是“文革”期间听惯了喇叭中的叫嚣，因是山野荒村更深人静的偷听，台湾女播音员的款款语调格外柔美。记得“矿石机”么？用铁丝密密实实缠绕住磁铁，裸露着，固定在一小块三夹板上，连着一副简陋透顶的耳机：台湾，与江西仅福建一省之隔，播音清晰，如在耳边，柏辽兹管弦乐一声声清亮清亮地奏起来，传过海峡这一边。

记忆：赣南山村的土屋、土墙、房梁，油灯灯光摇曳跳动，吊楼子外山脊梁的剪影。还有：那位女播音员柔美的声音。

作品之四：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一九七○年。“像天一样长的《第九交响曲》啊！”这回是男声播音，他在引述舒曼说的话。是我方电波干扰还是气候不佳？到第二乐章中段，“天一样长”的“第九”淹没在汹涌杂音中。

记忆：我的那顶蚊帐。熏黑的帐顶。老鼠从被子上频频窜过。又是记忆的盲点--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在纽约听到了完整的舒伯特“第九”。

再加上“美国之音”的格什温，英国电台的爱尔兰民歌，连每一首安排在节目前后的开始曲结束曲都记得清清楚楚，都在夜里，在少年的胡思乱想中组入记忆。白天，能在白天怡然静听的古典音乐，只能等到冬季回上海，从友人手中辗转借来的几枚原主不详的旧唱片，至今仍是记忆的盲点，不外也是由抄家而流散到“社会”上来的吧？还有别的--民国翻译版本的普希金、高尔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丰子恺的《十大音乐家》通俗读本；德国或日本珂罗版的《世界美术史》黑白残简，甚至还弄到过张充仁辈从法国携回的素描纸、炭精条……一群无业青年，借来借去地借，通风报信容光焕发，从书包里挖出来，又塞进去，今天这些东西散在哪里？

都说那是黑暗年代，一切文艺都禁绝了。真的。是真的吗？此刻我分明看见自己坐在上海的旧寓里，把那几枚旧唱片翻来覆去听，翻来覆去听，听到唱片的针头快要划破的样子。听着，一边就呆看窗外民宅的屋瓦，砖墙，电线，竹竿。后来走在赣南山路上，我能将那几首乐曲的旋律--甚至第二声部--从头到尾背诵如仪。

不多。就记忆所及--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三号、圆号协奏曲四首。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二十四号，第二十七号之一，合唱幻想曲，作品第八十号。

舒伯特：钢琴弦乐五重奏《鳟鱼》，钢琴小提琴二重奏《圣母颂》。

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就这么几首么？凭记忆抄写如上的，就这么少得可怜的几首。记忆是有错的，我是说，在记忆中我竟以为自己遍听古典音乐，直到在纽约第一次走进唱片行，眼看成千上万古典音乐的唱片磁碟，这才从记忆中醒过来。

醒过来又怎样？在异国渐留渐久，果真遍听古典音乐曲目之后（恶性的补偿，偿还我们视觉听觉的宿债），我又想“睡”过去了，准确地说，是妄想梦回“过去”的时光：每当英文所谓“nostalgia”，即中国人常说的“乡思病”周期性眷顾，弄到连中国菜或《紫竹调》之类也难排遣时，奇异地，乡愁的记忆的触角，终于搜寻到少年时代久听的那几首“外国”乐曲。有意无意，锲而不舍，我长期在纽约唱片行寻觅它们。噫！外国音乐竟能换取关于中国的记忆？能，而且领你神游其境，仿佛电影。要论假音乐之名勾引记忆，我的私心真不在庞德所厌恶的商人之下，同他们的广告伎俩相比较，区别只是我在利用自己的潜意识耍弄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我的潜意识在利用音乐。

还有庞德的所谓“理性”。如果理性意味着判断，判断意味着选择，那么，当我在唱片行选择“记忆”时，连我都诧异自己的刻薄挑剔。每次，在层层叠叠的曲目唱片中找到那一件作品，兴奋过后，记忆立即行使它的苛刻的权力：是这首曲子，但是且慢，听，仅止听哪怕一个音，“记忆”即条件反射般警告我：不对，不像，不是它！我固执己见，迹近疯狂，以为我所听到的演奏都不如少年时代遭遇的版本，它们早已赋予我坚固的“理性”，日后领我聆听并严格判断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

譬如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二十七号之一，我以为比二十七号之二，即名满天下的《月光曲》更为隽永耐听，语调更为平心静气。可是我找到的二十七号之一的至少七八个演奏版本，虽然都是名家弹奏，却每不如我早年听的版本（安德烈耶娃，一九五九年录音），阿劳的版本比较地好，我买下：第一乐章沉静徐缓，对了（所有记忆，记忆的情节，立即活转过来），第二乐章首句，那空荡荡的况味就大为欠缺（记忆于是受阻、中断、失落）。自然，录音品质是比六十年代的唱片好得太多了，可是录音的品质并不等于音乐，尤难比照记忆：呜呼，音乐记忆能够“核对”么？怎样“核对”？

再就是《鳟鱼》五重奏，室内乐的神品--前年读到关于罗思科的一份资料，纽约抽象表现主义大匠，他也独钟这首曲子，原来他割腕自杀时便是一边听着《鳟鱼》，一边死掉的。这细节，竟看得我心中大喜--《鳟鱼》演奏版本我曾选过不下十套，总是差强人意，唯在收音机听得流亡俄人“鲍罗丁”乐队的演奏版，似乎“像”了，去店里找，回说还没到货。没到货，我可以等，等着，不免自问：是在计较音乐诠释，还是在纠缠于无法核对的记忆？我是忒过执著于内心的偏私了，但这点偏私也是音乐给我的。CD发明之后，音乐演奏的品质（而不是录音品质）亦必随之提升么？连CD也在找寻音乐自身的记忆呢，以室内乐为例，近年重新翻录的许多二战前后的旧版本，实在要比今人的演奏要好得太多，愈被爱乐者认作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了。但文字是无法描述音乐的，我们得坐下来听。

同谁坐下来听？人不免以自己的经验去揣度他人，有时，我会想到一代代流行音乐“发烧友”：他们的音乐记忆愿意同父辈儿孙分享么？（真多管闲事！）我是什么乐器都不会弄的，古典音乐的世家，三代四代同堂坐拢，玩一阕海顿或舒曼的四重奏，没有“代沟”，不必“发烧”，他们彼此分享共同的记忆，或者，根本无所谓记忆，唯余音乐的纯度。我那些伧俗寒碜的记忆，若非遭遇音乐，将是什么？如果仅只遇到样板戏？而样板戏今天也不易听到了。此间每到圣诞，亨德尔的弥撒曲就总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数不清的宗教歌曲：这大概就是西方人的“样板戏”？这里的孩子们不假思索地跟着唱，跟着听，他们的太祖父母的太祖，孩提时代也是这样地唱过来、听过来的。

我会唱《语录歌》、《少年先锋队队歌》；我母亲会唱《五月的鲜花》、《毕业歌》。我母亲的母亲，佛教徒，不唱歌，她出生在光绪年间，大清有没有“朝歌”？乡下人是有山歌唱的，但我在乡下时，如“七十二岁黄花女”之类，是被严格禁止的，只听村里的老妇在秧田里偷偷给我哼唱过，不敢放声。

咱们是从“周代”就有音乐的国族啊！今天，单是看一期期《音乐爱好者》，就知道当代中国的新音乐新歌曲，正多得很呐，每年“春节联欢会”上唱不完地唱，十之有九是新歌。好极了。只是迄今为止，我们有没有一首歌龄百年以上，几代人耳熟能详、同声一唱的歌？诸位的孩子要听样板戏、语录歌么？诸位的生在“旧社会”的父亲母亲，有谁胆敢唱一声孙中山先生缔造的民国国歌？民国，好歹也曾是咱们的“国”呀。台湾同胞有一首《梅花颂》，大概是美台“断交”后唱开来的吧，我眼看他们且唱且哭，且哭且唱。对了，还听他们唱过一首国民党党歌。

都已忘记。正在忘记。而况党歌、国歌、语录歌、革命歌、旧山歌、新民歌，加上如今畅销歌曲榜首榜尾的流行歌，都不算“纯音乐”，即便以纯音乐的招法去做作改编，也不好唱、不好听，唱一阵子，终于是忘记。不过好东西就不会被忘记么？适巧昨夜看了一部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讲的是河北农村一组据说是承自明朝以上，香火延绵，如今人称“音乐会”的老人国乐队，在刈过的田野上，他们围成一圈，吹打弹奏，曲目高古。可是说到乐曲的传递，乐队的传人，则方圆百里，只有一位十九岁的瞎子，拎一管笛子跌跌撞撞地跟着--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声色也柔美的，片子结束后，她柔美地说道：这位盲孩子，正是乐队老人“心中的希望”。

临了，还有两件事怕要忘掉，不妨写下来：

一九八四年，霍洛维茨出访伦敦。是夜，皇家老小首相政要来了一大群，起立鼓掌良久。老头子鞠够了躬，等大家坐定，一抬手弹下去，是《上帝保佑女王》。那是英国国歌？我不确知，只见皇族领头，全场又赶紧站起来，瞧老霍一个人坐在那儿弹。

我看的是电视，自然坐看坐听。一九九二年在洛杉矶露天大场子听音乐会，一上来就演奏美国国歌。瞬时，上万男女老少风吹草动般纷纷起立，照例右掌按在左胸，齐声跟着唱。我是在场的外国人，不会，也不必唱，只为入境随俗，入场随众，也便起立，垂着手臂，茫然环顾全场，直到曲终落座。

一个身在外国的外国人，听外国音乐，会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等着，这可是当年缩在蚊帐里叫唱《外国名歌200首》时万万想不到的。洛杉矶那夜的音乐会曲目，早忘干净了，闻歌起立的一幕，也是走笔收束时才记起来。这又怎样呢，我想了一想，结论是：其实没有怎么样。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