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华

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字中，涉及最多的是高初中的“老三届”，在成都其实还有“新四届”，指的是一批小学生。“文革”中，由于中学停课，1966年至1969年的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入中学，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四年积累下来已经是相当大的数量。

当时的政策是一半进工厂，一半下乡当知青。下乡的这批小学生应该说是境遇最可怜的一批，文化最低，年龄最小，加之前两年“老三届”下乡已经将条件较好的地方占据了，他们只能往更偏远的地方分配。

我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全过程，时间是1971年，当时我二十五岁。

一

工作的第一步，是将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招回学校学习文件，分班开会，我负责其中一个班。已经长得高高大大的男女青年坐在小学生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很久没回学校了，都有些不习惯，低声交谈着。一个长满青春痘的男生问我，是不是要分配到中学读书了，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说：你还想读书？自己摸摸，胡子都长这么长了！

学习最高指示后，宣读文件，教室里一下就沉默了。进工厂的条件是：一是政审合格，出身好，不是“反属”（家里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海外关系）；二是家里已经有两个知青；三是家庭条件困难可以适当照顾。

有个小个子男生看了我一眼，就低下头，他母亲是被管制分子。进工厂就意味着成了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有工资，有前途，和下乡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还没有开始遴选，他就失去了资格。那个男生衣衫破烂，家里肯定很困难。

没有多少人找我诉说家庭困难，要求照顾，只是老老实实地填写有关表格，等待命运的安排。设想一下，如果是现在，这样的分配不把头打破才怪！

一天，其他班的一个男生把我悄悄地叫到一边，告诉我，他和一个女生“耍朋友”（恋爱），双方父母也同意了，女生就在我负责的那个班。凭他工人出身的条件，进工厂没多大问题，但女生就全靠我了。恳求我不要把他们分开，我答应了。

分配其实是很草率的。那时学校的权力都交给了进驻的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阶级宣传队），分配由工宣队主持，但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由各班负责人逐个汇报，念一个，定一个，将材料分成两堆。我知道这类事开头总是把关很严，到后来就会松动。本来该我第一个汇报，但我耍了一个小心眼，借口肚子痛上厕所。等我回来时，别的班已经开始念材料了。几个小时下来，审查的人、汇报的人都已经头昏脑胀，而进厂名额还差许多，轮到我汇报时，大家把我班大部分人都分到进厂那一堆，当然包括那个男生的女朋友。

为此我很得意。但后来细想，这不是挤占了别人的名额吗？于是又有些不安。而且，我负责的那个班还有十几个要下乡！我确实帮不了他们了，特别是那个衣衫破烂的小个子。唉!

二

接着我被派去打前站，落实下乡的地点、知青的住房以及必要的生活条件。省上分配的地点是会东县，四川靠近云南的一个偏远县份。这是无法更改的，唯一的希望是能安置在这个县的平坝地区，这样学生就能吃上大米。

同行的有六个人，三位工宣队师傅和三位教师。当时成昆铁路还不通，我们绕了一大圈，从重庆经贵阳到昆明，再到攀枝花，三天才到会东。

当时的会东只有半条街，抽支烟的工夫就能把全城转遍。城外是一个巴掌大的平坝，刚割了稻子，田没几块。

我们找县知青办接洽时，得知分给我们的地点在离县城一百公里之外的大山里。我们当然不同意，又吵又闹。县上负责人手一摊，说：周围都安排满了，不信，你们去看。住了几天，我们打听到周围确实安排了知青，但都是本县的子女。这明明不公平嘛，我们又去闹。要见县革委主任，却说是下乡检查工作去了。

我们只得住到大山里去。县上抽了一名干部同行，姓林，在法院工作。最先去的是红岩公社，不通公路，一条羊肠小道从红色的峭壁上挂下来，叫人疑心能否上得去。老林说，只要有路，就没有上不去的悬崖，还告诉我们，如果迷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沿着电话线走，公社是通电话的。他又告诫，走路要小心，最好不要独行，因为有野兽。前不久，一个农妇干活，将孩子放在地头，被豹子叼走了。

大山中物产真是丰富。一两人合抱的大树满山都是，而且笔直，都是上好的木材。树下的菌子那才叫多，我们边走边拾，一会儿就装了一大口袋。到了公社，叫炊事员给我们做，他挑出一大部分扔了，剩下的做了一大碗端上来。他说，他们从不吃这东西。问为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费油。

接着我们就分散到几个公社去做落实工作，除了红岩以外，还有双河、岔河两个公社。有一次我和老林走到半路饿了（这里都只吃两顿饭，很不习惯），老林提议到路边农民家吃饭。一进院子，满眼全是飞舞的蜜蜂，以为到了一个养蜂人家。定睛一看，飞舞的全是苍蝇！见来了县上的干部，憨厚的乡下人就诚惶诚恐地开始做饭。他从里屋拿出炒菜的锅，竟只有小半边，架在屋中的火塘上，居然也把白菜炒熟了。老林说，他选择的还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一般人家不会有炒菜锅。我在一个生产队办的学校，看见大部分孩子都没穿裤子，坐在泥墩上读书，屁股上全是灰。放学了，没有书包，书本用一根麻绳捆扎起，提在手上。所有的生产队的工日值都只有几分钱，最低的干一天才挣五分钱。而包谷和洋芋（土豆）是他们的主食。

可以想象这里的农民为学生准备的住房和生活用品了。在一个生产队，我看见农民们正从一个羊圈中清除粪便，准备腾空了做学生的住房。我大吃一惊，又湿又臭，这怎么住？床是刚砍的新木材做的，也很湿。国家为一个学生拨的安置费是三百元，值吗？

我终日在大山里奔波，与农民抗争。他们却很平和，这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怎样？牛羊都能住，人为啥不可以住？我到他们家里看过，猪在房间里跑，牛羊在隔壁叫，满院子都是牛羊踩踏的烂泥，那是为种地准备的肥料。

一个多月，我脚上的一双解放鞋竟磨出一个洞。

三

终于学生们要来了，大山中的我竟有一种与亲人相见的期盼。

沿途的经过是护送的老师事后给我讲的。车队第一天宿雅安县，晚上就闹开了。一群男生冲到女生房间，把一男一女按在床上，说是举行结婚仪式。第二天住石棉县，早晨离开时，将旅馆的被面、枕巾席卷一空。石棉武装部出动解放军，持枪包围了车队，直到学生从车上扔下旅馆的东西后才放行。

车队行进到西昌境内时，第一辆车上有个男生站在驾驶室上撒尿，然后命令停车，不然就要从行李中拿出手榴弹炸车。成都刚经过武斗，学生有没有武器很难说。司机只好停车，一群学生把带队的政府干部拉下来，先用刺刀在他背上划了几条大口子，然后一顿暴打。这个干部一到会理县就住院了，断了三根肋骨。

沿途的场镇事前得知学生要经过，纷纷关门闭户。

护送的老师都没受到伤害，但一个个小心翼翼，不敢多言多语，男老师不断给学生递上好烟。越往深山走，学生的火气就越大，女生哭男生骂。前途茫茫，命运不公，他们向谁诉说？

车到会东县，按上级指示，组织了夹道欢迎。车队在手挥红宝书、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人群中缓缓开过。车上的学生们却回报以雨点般的口水，不断向欢迎人群甩中指拇（等于四川话中的鄙视之意）这些情形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急切地想见到他们，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愧对我的学生。我绝不会想到，平日里见了老师都很腼腆的学生，在一种绝望中竟变得如此无法无天！

当时，安排我在岔河公社迎接别的学校的学生，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这样安排。而我的学生在双河公社，离这里有十多里，中间隔一座山。忙乱之后，学生住下了。留在我脑海中永远有这样一幅图景：

晚上，两山夹峙，土屋门前，几个小女生因想家而哭泣。善良的婆婆大嫂想尽办法安慰她们，给她们背来了核桃、梨子、甘蔗，给她们推豆花吃。这可是当地待客的最高礼遇啊！可她们不吃，什么也不吃，只望着大山哭泣。她们都还是孩子啊，小的十五六，大的也不过十七八。

我毫无办法，又不熟悉。我越发牵挂我的学生，我要见他们，明天。

但公社通知我，不能到双河公社去见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危险！

四

第二天，双河公社那边又打电话过来，说一部分男生要找我算账，因为是我把他们发配到这深山老林中来的。真是冤枉！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早就把他们都弄进工厂了。我必须去向他们解释。我相信这是场误会，可笑的误会。

但公社书记坚决地制止了我，我真的憋屈！

电话又来了，十多个学生已经翻山过来了，手里都有刀。

出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公社书记把我拉进了信用社的银库，加上一把大锁。

听见一伙人冲进公社大院，高呼我的名字，要我出来，没有回应，他们开始一间间房子搜查。

搜到我藏身这间了。我听得见他们愤怒的呼吸声，他们在叫公社书记打开这间的门。我和他们只隔了一堵土墙，一股血直往头上涌！

公社书记冷冷地告诉他们，可以打开任何一个房间的门让他们搜，但唯独这间不行，里面放的是信用社的钱款，他负不起这个责。

脚步声犹豫一阵后远去了。

公社书记告诉我，我必须走，不能久留。我想找老林这个在政法系统工作的干部商量一下，但书记说，老林已经先溜了。

又有电话传来消息，说是学生已经封锁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口，不准老师离去。剩下唯一的办法是走小路，翻越鲁南山到达县城。

鲁南山是川滇交界处的最高的山峰，海拔近四千米。

后半夜，身背步枪的民兵领我走到山脚下，他指了指脚下一条不足一尺宽的小路，说了声“快走”，就转身离开了。四周是浓浓的雾，雾中是黑色的树影。我定了定神，认准了这条发白的小路，迈开了步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肩上斜交叉挎着一个军用水壶，一个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煮熟的洋芋及一小包盐。

我必须尽快地走，万一学生追来就麻烦了。

可悲啊！我竟是在逃离我的学生。

树影间渐渐现出了一片片灰白色，天快亮了。峡谷开始显现了，对面的山峰也在雾中冒出。探一探头，几步之外就是万丈悬崖，我知道路有多险了。

路越来越陡，开始有石阶了，石阶歪歪斜斜，时有时无，长满阴湿的青苔。这条路可能是从前马帮走的路，石头上分明留有马蹄印。我知道已经走了很远，学生不会再追上来。我便开始希望碰见一个人，但没有，连一个烟头、一片纸屑，哪怕是一堆新鲜的粪便也没有。显然，这是一条早已被人废弃的路。

林木开始稀疏，渐渐地变成高山草甸，石阶没有了，我在山上转来转去，迷路了。我想起老林的话，我找到了电杆，顺着电线的方向走。终于有一个人出现了，披着查尔瓦，是彝胞，赶着羊群。我问路，他听不大懂。他盯着我的军用水壶比划，我终于明白他想喝酒。我把水壶打开让他闻，是水。他很失望，但还是给我指了方向。这是我一整天碰见的唯一的一个人。

我这时才觉得饿，拿出洋芋，蘸上盐，啃了起来。

下山要快些，到黄昏时，我终于远远地看见了县城稀疏的灯火。

这一天，我独自走了一百多里。

五

回到成都后，其他老师也陆续返回了。他们是几天后的深夜，趁学生熟睡时偷跑的，生怕学生发觉，过公路上汽车时，甚至爬行了一段。

就这样，我们把学生丢在了深山中。

过了几个月，有学生回家探亲，到学校看我，其中就有几个当初拿刀搜寻我的人。我问他当时的情形，他憨厚地笑笑，不好意思。我也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