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5.2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