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200亿美元营业收入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的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 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切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