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申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应变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在那些民主政治遥不可及的时刻。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