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 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 W. 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 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