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 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