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