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两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