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记录了军政府的残暴，并因此使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奖，但却充分暴露范围狭隘的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对“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在检验证据后，报告作出结论说，左派游击队造成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未加着墨。事实上，在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作者。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本身面临失踪的危险。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著名的是5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亲们”著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作者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学习使用“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那些行动主义者有他们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