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小组完成草拟新法律时，他们还没准备好告诉玻利维亚的民选代表，当然更不知如何向从未把选票投给这类计划的选民开口。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小组成员一起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驻玻利维亚代表的办公室，把准备做的事告诉他。这位代表的反应是忧喜参半：“这是每一个IMF代表梦寐以求的事。但如果它行不通，我很庆幸有外交豁免权可以搭飞机逃走。”

拟订这套计划的玻利维亚人没有这样的退路，有些人害怕公众可能的反应。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帕拉度（Fernando Prado）预测：“他们会杀了我们。”计划主要起草人贝德雷哥尝试把小组比喻成攻击敌人的战斗机驾驶员，借以为众人壮胆。他说：“我们必须像轰炸广岛的驾驶员，当他丢下原子弹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看到冲上云霄的烟时，他说：‘糟糕，抱歉！’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推动这些措施然后说：糟糕，抱歉！”

政策变革必须像发动出其不意的军事攻击，这是经济休克治疗师不断提到的比喻。在1996年出版、后来变成2003年入侵伊拉克行动蓝本的美国军事理论《震慑：达成快速掌控》中，作者群说明入侵的所有兵力应“掌控环境，并使敌人对事件的感觉与了解瘫痪或不胜负荷，让敌人无力抗拒”。经济休克也以类似的理论运作：其前提是人会对渐进的改变作出反应--例如这里削减一些医疗福利，那里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如果数十项改变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便会产生难以招架的感觉，使所有人陷于慌乱无措。

为了制造这种绝望的感觉，玻利维亚的规划者必须同时进行所有的激进措施，在新政府上任的100天内达成。埃斯登索罗的团队不以零散的新法律（新税法、新价格法，等等）提出各部分计划，而把整套革命纳入单一的《D.S. 21060号》行政命令中。这道命令包括220项不同的法律，涵盖国内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在规模和雄心上足以媲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政变准备的厚重蓝图“砖块”。根据命令拟订者的要求，计划必须整套被接受或拒绝；内容不得修改。它是经济版的震慑。

写完计划书后，小组印制了五份：一份给埃斯登索罗，一份给桑契斯，另一份给财政部长。另外两份的下落则透露出，埃斯登索罗和他的小组很确定许多玻利维亚人会把这个计划视为宣战：一份送交陆军总司令，另一份则给了警察首长。不过，埃斯登索罗的内阁仍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还在为同一个人效命，而那个人当年曾把矿场国有化，把土地重分配给人民。

在宣誓出任总统三周后，埃斯登索罗终于召集他的内阁，让他们接受他所准备的惊奇。他下令把总统府会议室的门关上，并“指示秘书暂不接听所有部长的电话”。贝德雷哥对目瞪口呆的听众宣读全部60页的计划。他承认自己紧张到“甚至念完几分钟后就开始流鼻血”。埃斯登索罗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项命令的内容不容辩论；他已经在另一次秘密交易中取得班塞尔的右派反对党支持。他说，如果内阁成员不同意，可以辞职。

“我不同意。”工业部长宣布。

“请离开。”埃斯登索罗回答。那位部长留了下来。在通货膨胀仍然飙升、加上华盛顿暗示采取休克治疗方法将可获得大量金援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离开。两天后，在一场以“玻利维亚命在旦夕”为题的总统电视演说中，埃斯登索罗对完全不明就里的大众丢出玻利维亚版的“砖块”。

萨克斯对提高价格可以结束恶性通胀的预测很正确。在两年内，通胀已下降到10％，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很了不起。但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革命范围更广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通胀快速上扬具有极大破坏性，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个在调整期间会带来许多痛苦的过程。争议的重点在于，如何推行一套可行的计划，以及不管在哪一种社会，谁将被迫承受最多痛苦。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教授格林斯潘（Ricardo Grinspun）解释说，凯恩斯学派或发展主义传统的社会会动员支持的力量，并透过“由主要的利益攸关者--政府、雇主、农民、工会等--参与协商过程。以这种方法让各方对工资和物价等所得政策达成协议，让稳定措施得以执行”。格林斯潘说，正统派的做法却呈鲜明对比，“是把所有社会成本透过休克治疗加诸在穷人身上”。他说，玻利维亚的情况正是如此。

和弗里德曼在智利作的承诺一样，更自由的贸易原本应为新失业的人创造工作，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选举时的失业率为20％，两年后上升至25％到30％间。单是国营矿业公司--埃斯登索罗在1950年代收归国有的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就从2.8万人缩编到只剩6000人。

基本工资从未恢复其实质水平，计划施行两年后，实质工资下降40％，后来还一度下降70％。在进行休克治疗的1985年，玻利维亚的人均所得为845美元；两年后减少为789美元。这些数字还是萨克斯和政府的统计，但已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窘状，实际上根本未反映许多玻利维亚人日常生活水平的退步。人均所得是计算该国的总所得，再除以人口总数的结果；它掩饰了休克治疗对玻利维亚和过去该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同样效应：一小群精英变得远比其他人更富裕，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则被经济完全摒弃，成为剩余人口。在1987年，玻利维亚的农民每年平均所得只有140美元，不到“平均所得”的五分之一。这是只计算“平均”的问题：它完全抹杀悬殊的所得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