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埃斯登索罗总统未获得玻利维亚选民授权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以国家主义的政纲竞选，然后突然在密室交易中背弃承诺。几年后，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为埃斯登索罗的作为创造一个名词：他称之为“巫毒政治学”（Voodoo politics），但大多数人则直接称作说谎。而且所谓民主体制这样的说法绝对不只有这个问题。

可想而知，许多投票给埃斯登索罗的选民对他的背叛极为愤怒，当命令下达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尝试阻止这个意味着裁员和更多饥饿的计划。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该国的各大工会，它们发动全面罢工，导致工业生产陷于停顿。埃斯登索罗的反应让撒切尔对待矿工的手段相形失色，他立即宣布“戒严令”，陆军坦克开进首都街上，而首都则实施严格的宵禁。玻利维亚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旅行，现在需要特别通行证。镇暴警察突击工会总部、一所大学、一家广播电台，以及数座工厂。政治集会和游行被禁止，其他集会则需要国家许可。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禁绝--就和班塞尔独裁统治期间一样。

为了净空街道，警察逮捕5000千名示威者，以催泪弹驱散群众，并向据说攻击警察的示威者开枪。埃斯登索罗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抗议永远停止。当工会领袖进行饥饿罢工时，埃斯登索罗下令警察和军队围捕玻国最主要的200名工会领袖，用飞机将他们载到亚马逊偏远的监狱。据路透社报道，被囚禁的人包括“玻利维亚劳工联盟（Bolivian Labor Federation）的领导阶层，以及其他资深工会干部”，他们被带往“玻利维亚北方亚马逊盆地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里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是大规模绑架，赎金则是：如果工会停止抗议，囚犯就能获得释放，最后他们也都屈服。艾斯科巴（Filemon Escobar）是当年的矿工和走上街头的工会活动分子，他近日在玻利维亚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们把工会领袖从街上掳走，送他们到丛林去喂虫子。当他们被释放时，新经济计划已经实施。”艾斯科巴说：“政府不应把人民送到丛林去施以酷刑或杀害，但这样他们才能推动经济计划。”

非比寻常的戒严令实施三个月，而因为计划要在100天内彻底执行，这表示整个国家在休克治疗的关键期完全被管制。一年后，埃斯登索罗政府进行锡矿场大规模裁员时，工会再度走上街头，激烈的事件再度上演：戒严令颁布，然后两架玻利维亚空军的飞机载运100名主要工会领袖，到玻利维亚热带平原的俘虏营。这一次被绑架的领袖包括两位前劳工部长和一位前参议员--令人联想起皮诺切特在智利南部曾关过勒特里尔的“贵宾监狱”。这些劳工领袖在俘虏营被拘留两周半，同样的直到工会同意取消示威和饥饿罢工。

这有点像阳春版的军政府手法。为了让政权可以实施休克治疗，有些人必须失踪--即使只是暂时的。虽然残暴程度轻微些，这种失踪达成了类似70年代的目的。拘禁玻利维亚的工会领袖使他们无法抗拒改革，为在经济上抹除整群的劳工人口铺好了道路--他们很快就丢掉工作，并沦落到拉巴斯周围的陋巷小屋和贫民窟。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时，曾引述凯恩斯的警告说，经济崩溃会孕育法西斯主义，但他仍然拟订带来这么多痛苦的计划，以致必须靠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执行。

国际媒体曾披露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镇压行动，但只当作拉丁美洲的一般暴动报道了一两天。不过，在报道“自由市场改革”胜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事件已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与智利的“经济奇迹”如影随形的皮诺切特暴力，经常被轻轻带过）。虽然萨克斯不是下令动用镇暴警察或宣布戒严令的人，但在他写的《终结贫穷》（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花了一章讨论玻利维亚如何战胜通货膨胀，但在他似乎乐于自居功劳时，却只字未提执行计划所需的镇压。他最迂回暗示镇压的词句只是“稳定计划初期几个月的紧张时刻”。

至于其他人，连如此迂回的承认也付诸阙如。桑契斯甚至宣称“稳定化已经在民主状态下达成，未曾违背人民的人权，而且让人民能自由表达”。一位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部长则作了未加美化的评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像独裁猪猡”。

这种不协调将永远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实验历史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已证明，激烈的休克治疗要想实行，必须依靠对无辜的社会群体和民主体系发动休克式的攻击。它也显示，政商财团十字军可以采用这些恶劣的独裁统治手段，而仍然被赞美为民主，只因为举行过选举，而不管公民自由权在选后是否遭到镇压，以及民主的期望是否完全被忽视。（这个教训对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将特别有用。）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更合世界口味的新独裁统治模式，一种文人政变，由穿西装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发动，而非穿军服的军人--一切都在民主政府的外衣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