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休克

这些债务本身就已经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负担，但这个负担很快还会变得更加沉重。新类型的震撼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经济学人》杂志用这个词来形容联储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大幅提高美国利率带来的冲击，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达到高峰，并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美国，提高利率导致一波破产潮，1983年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的人数增为三倍。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背负沉重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沃尔克震撼--也被称作“债务震撼”或“债务危机”--就像一把巨大的塔瑟（Taser）电击枪从华盛顿发射，让发展中世界陷入痉挛。劲升的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更多债。恶性债务循环于是开始。在阿根廷，军政府留下的450亿庞大债务快速增加，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而这种情况在全球贫穷国家都如出一辙。沃尔克震撼也导致巴西外债暴增，在六年间从500亿美元变为1000亿美元。许多在70年代大量举债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同样的困境：尼日利亚的债务在同样短的期间，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

80年代打击发展中世界的经济震撼还不只这一种。只要任何一种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锡，价格下跌10％以上，就会造成“价格休克”（price shock）。据IMF的资料，发展中国家从1981年到1983年遭遇20次这类休克；从1984年到债务危机最高潮的1987年，这类休克的次数更多达140次，使它们更深陷债务中。其中一次在1986年冲击玻利维亚，正好是该国吞下萨克斯的苦药、屈服于资本主义转型时。玻利维亚仅次于古柯的主要出口产品锡，价格下跌了55％，使该国经济遭到重创。（过度依赖原料出口的问题，正好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想尝试解决的，但这个观念却被北半球的经济学术机构斥为“混乱不清”。）

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在这个阶段变得自我强化。全球经济愈遵循他的处方，采用浮动利率、出口导向经济、解除价格管制，体系就愈容易发生危机，制造出更多经济崩溃，而此等崩溃正好是他认为政府应采取其激进建议的情况。

危机便以这种方式被内建在芝加哥学派的模式。当不受限制的金钱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动，投机者可以在从可可豆到货币等每一种东西的价格上押注，造成市场大幅度的波动。而由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贫穷国家继续仰赖咖啡豆、铜、石油或小麦等原料资源的出口，它们就特别容易落入持续处于危机的恶性循环。咖啡豆价格突然大跌会让整个经济体陷入萧条，外汇交易商看到该国的财政恶化，便开始抛售其货币，导致汇率暴跌，进而加深经济萧条。若再加上利率飙升，国家债务一夕间膨胀，经济崩盘就已不远了。

芝加哥学派的信仰者往往说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帆风顺、每战皆捷：在同一时期，又有许多国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们产生一种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场携手并进的集体幻觉。但幻觉毕竟是虚构的，真正发生的是，当人民终于赢得长期失落的自由、从菲律宾马克斯和乌拉圭博达维里（Juan Mara Bordaberry）这些人的酷刑休克逃脱时，他们却遭到一场金融休克的完美风暴袭击--债务休克、价格休克和货币休克--而制造这场风暴的是愈来愈动荡不安、不受规范的全球经济。

阿根廷遭遇的债务危机结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芳辛在1983年上任，正当沃尔克休克肆虐，使新政府从第一天就处于危机模式。1985年，通货膨胀高到阿芳辛被迫发行全新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赌新的开始能让他重新掌控局势。但物价在四年内涨到如此之高，以致爆发大规模抢粮暴动，一些阿根廷餐厅甚至用钞票当壁纸，因为它比纸还不值钱。1989年6月，通胀比前一个月上涨203％，此时距阿芳辛任期届满还有五个月，但他宣布放弃：辞职并要求提早举行大选。

处于阿芳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选择其他出路。他可以让阿根廷庞大的债务违约，他可以结合面临相同危机的邻国政府，组成债务国联盟。这些政府可以依照发展主义原则建立共同市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凶残的军事政权蹂躏该地区时就已展开。但当时有一部分挑战在于新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恐怖遗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仍陷于某种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仍笼罩在戒慎恐惧的气氛。好不容易逃脱了独裁统治的黑暗，很少民选政治人物愿意冒险推动在70年代引发政变的那些政策，以免引来另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尤其是那些当年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部分并未被关进牢里，而是经由协商取得豁免，正在他们的军营中虎视眈眈。

面临危机的新民主政府不愿与持有债权的美国金融机构宣战，只得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然而在80年代初期，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变得严格得多，原因是债务危机刚好（但却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关系的新时代，使得军事独裁统治大体上变得已非必要。当时正好是“结构调整”--或是所谓债务独裁--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