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在这方面并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学派的国际校友中有超过25国政府的部长，以及从以色列到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十多位央行总裁，对一个大学学系来说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庞大势力。就像许多别的国家一样，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的民选政府内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钳子，一群从内施压，另一群则从华盛顿施加压力。例如，IMF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男孩罗瑟带领，这表示当他与财政部和央行开会时，会议不再是对手间的谈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学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间的讨论。一本阿根廷出版的书讨论这种全球经济兄弟会的影响，就以《好兄弟》（Buenos Muchachos）为书名，暗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的经典黑手党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

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一致赞成对阿根廷经济该做哪些事，以及该如何完成，皆英雄所见略同。卡瓦洛计划（Cavallo Plan）就是世界银行和IMF玩弄包装手法的例子：利用恶性通胀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急迫，把私有化夹带在救援计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为了稳定货币体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并推出新的货币阿根廷比索，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年内，通胀跌回17.5％，几年后完全获得控制。失控的货币问题获得解决，但也“模糊”了计划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独裁政府虽然尽全力取悦外国投资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价值的经济留在国家手中，包括从国营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量石油蕴藏。但对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来说，革命只完成一半，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危机来毕其功于一役。

在90年代初期，阿根廷变卖国家资产的快速和彻底，远超过十年前发生在智利的情形。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民间公司，买主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的苏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西班牙的雷普索尔（Repsol）和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在出售资产前，梅内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为买主提供一项价值不菲的服务：据卡瓦洛自己估计，一共解雇了约70万名国营企业员工，有人估计数字还更高。光国营石油公司在梅内姆在位期间就减少2.7万名员工。很崇拜萨克斯的卡瓦洛称这个过程为“休克治疗”。梅内姆使用更残酷的词句：在这个仍对大规模酷刑深恶痛绝的国家，他称这个过程为“无麻醉的大型手术”。

在转型期间，《时代》杂志以梅内姆作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并以向日葵花作背景衬托，标题写着“梅内姆的奇迹”。那确实是奇迹--梅内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进而痛苦的私有化计划，而且未激起国内的反抗。他们怎么办到的？

几年后，卡瓦洛解释说：“在恶性通胀时期，人民生活极其艰困，尤其是低所得者和小储蓄户，因为他们发现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他们的工资就被以惊人速度上涨的价格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要求政府‘请想想办法’。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稳定计划，那就是顺便推动其他改革的机会……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开放经济、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但在当时，推动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恶性通胀创造的情势，因为所有人都已准备好接受剧烈的改变，以消灭恶性通胀和恢复正常生活。”

长期来看，卡瓦洛的整个计划证明将为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他稳定货币的方法--让阿根廷比索紧盯美元汇率--使国内制造的产品昂贵到本土工厂无法与涌进阿根廷的廉价进口产品竞争。许多工作因此流失，导致全国逾半数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不过，在短期内，这套计划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内姆趁着举国陷于恶性通胀休克之际，偷偷带进私有化。危机达成了它的效用。

阿根廷的领导人在这段期间完成的是一项心理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出身军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机时刻人们愿意把极大的权力交给任何拥有神奇药方的人--不管危机是金融崩溃，或像布什后来善加利用的恐怖攻击。

这就是弗里德曼十字军能够安然度过民主转型期的原因--不是他的拥护者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从一个危机转移到下一个危机，利用经济情势的急迫性，来推动让脆弱的新民主体制动弹不得的政策。沃尔克休克之后紧接着是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Tequila Crisis）、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倒债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债务危机。当这些休克和危机威力逐渐退去时，更可怕的危机紧接着发生：海啸、飓风、战争和恐怖攻击。灾难资本主义已经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