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出现的最重要的一首歌，也许是催生了片名的《站台》。《站台》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行56，他属于中国第一代名副其实的摇滚明星，歌曲象征失落和异化的一代人。

长长的站台

哦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

载走我短暂的爱

喧嚣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

没有我归来的爱

张行不仅以其先锋性的音乐，也以他那“精心剪裁的服装、向后梳的发型，以及潇洒的墨镜”所代表的城市人形象57而打动了全中国的年轻人。曾经为流行巨星做过伴奏的丹尼斯·雷58评论道：“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张行翻唱的台湾和香港流行歌曲平淡得可笑，但他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歌为厌倦了枯燥无味的社会主义娱乐的公众带来了最大的刺激。”59张行这首歌的寓意同样也对贾樟柯产生深刻影响，他在电影中播放了这首歌两次，第一次是当文工团的卡车在野外抛锚时，崔明亮将张行的一卷录音磁带塞入了车头仪表盘上的立体声音响里（这个场景稍后将作更详细的描述），另一次是当文工团在一个帐篷里表演时，崔明亮以一个重新编排的版本对着吵闹的观众唱起了这首歌。在很多场合下，贾樟柯提到了《站台》对他这样一个在汾阳长大的年轻人的影响：

《站台》这首歌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他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对我来说，它是开启我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60

正如马杰声评论的：“这首歌捕捉到了走向现代化的承诺以及在中国内地一个无足轻重（然而因此也具有代表性）的小城无尽地等待它的挫败感。”61在很多方面，《站台》作为电影的精神内核，暗示一个想象的车站，在那里，片中的人物等待一列梦想的火车带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然而，正如电影最终揭示的，这个想象的站台是一个虚幻的终点。

在社会主义的残留和改革的阵痛之间

从许多方面来看，《站台》是一首关于历史变化的电影交响诗，思索了流行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看似细微的转变如何能够在一种可以说是史诗的尺度上对个体施加改变的力量。62关键的信息是这看似细微的转变实际上根本不细微，相反，它构成了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完整的重想象（reimagination）。《站台》以不断变换的激进并置之阵带出无处不在的变化，从而表现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中国到西方，以及从公共到私人的转变。在此背景下，贾樟柯突出过渡时期的领袖华国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的存在似乎是合适的做法，华国锋通过收音机的广播和墙上的标语而出现于电影中。华国锋是一个被大多数人忘记并为许多官方史学忽略的人物，他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扮演了过渡的角色。正如华国锋的短暂在位和几乎不可见，《站台》最关注的似乎不是事件之中而是历史事件之间的过渡时刻——那些不仅经常被“历史”也被“电影”所忽略的日常事件。作为对转变中的历史和生活的描绘，《站台》复原了这种日常时刻和体验，探察了个体在历史变化的阵痛中所面对的困境。

贾樟柯表现这种变化的视觉语言糅合了希望和悲伤，并常常伴随着反讽。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二勇、张军和崔明亮三人坐在一部自行车上，去同钟萍和尹瑞娟碰头，后者在一家戏院外等他们。来到目的地，张军在一帮准备去看“外国电影”的朋友面前炫耀他崭新的喇叭裤。然而，马克思的幽灵，通过墙上写于不太久之前的依稀一段政治标语以及框住了整个场景的苏式建筑，始终隐约呈现于背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