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特别是在《站台》里，我想把成长过程里曾经感染过我、让我感动的音乐都放在里面。经由音乐，让它在叙事上有历史性。另外也用一些非常具体的音乐来代表某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比如1980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家要鼓励人民乐观地迎向未来，就写了一首流行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再过二十年，我们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我们再相会，天也美、水也美。”也就是说，国家许给人民一个巨大的承诺，未来会很好，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每个年轻人都在唱，社会上充满了激动与希望的气氛。到了86、87年，我们开始接触《跟着感觉走》这样的歌，那时“文革”早已结束，思想开始解冻，开始有思想自由与表达的自由。后来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所有这些歌都代表那个时候的社会状态。所以我这样年纪的导演，像我是没办法逃开流行音乐的影响的。所以是有很多东西吧，历史的原因吧，这些歌打动了我。

白睿文：除了音乐，您电影中的通俗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一方面给人带来一种解放性，同时又产生一种压抑。

贾樟柯：压抑是会有的。若有人告诉你要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肯定是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比如孤独感，比如1960、197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确非常孤独，可是那时我们不知道那叫孤独，那时的人一样有孤独、绝望的时候，但他不认为那是人与生俱来的情绪。但是当我们开始思想解放，开始关心自我，开始可以读到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的书，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思想与哲学的书籍，开始学着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后，可能就开始有了绝望与孤独的感觉。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白睿文：谈谈您第一部剧情长片《小武》。怎么会想到拍一个小偷的故事？您在汾阳认识了像小武那样的人物吗？

贾樟柯：拍《小武》前我本来要拍一个短片，写一男一女第一次在一起过夜的故事。我想拍个单一场景（一个卧室）、单一时空（一个晚上）、两个人物这样的一个小品。开始筹备这部短片时，我的摄影师余力为从香港到了北京。正好快过春节，那时我有一年没有回家了，春节是一定要回去的，我就回了汾阳。回去后我突然发现，这一年汾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商品经济对人的改变，已经到了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山西是很内陆、很封闭的一个省份，汾阳又是山西比较封闭、比较内陆的一个地方，它靠近陕西，离黄河很近，是个很古老的地方。很多东西的改变让我非常吃惊，尤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老朋友都不来往了，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我有些朋友结婚后跟父母产生很大的矛盾，最后甚至没什么来往。有些朋友结婚后很快又离婚。整个人际关系变化非常迅速，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这全都在一年内发生，好像原来我习惯的那种人际关系都已经改变了。

另一方面就是突然出现很多卡拉OK店，还有卡拉OK里面的小姐，我们说“小姐”，其实就是妓女，这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县城那条古老的街道要拆掉，我在那附近长大，就像《小武》里描述的一样。整个县城在我眼前发生了巨大、动荡的变化，让我感觉当下中国现实有种非常兴奋的东西，让我有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一切的迫切感。我觉得整个中国内陆正处于巨大的变化里，不是变化之前，也不是变化之后，而是正在这个变化过程里面。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但它是个巨大的痛苦时间，我觉得有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