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睿文：《站台》被很多影评家认为是当代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能不能谈一下它如何诞生？您1998年就开始写这个剧本了吧？比《小武》还早。

贾樟柯：对。《站台》是我写的第一个长篇剧本，在拍《小武》之前已经写好了。拍短片的时候我一直想，如果有机会拍长片，第一个要拍什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站台》，就是1980年代，就是流行文化。对我和大部分中国人来说，1980年代是我们一直无法忘怀的一个年代。物质上来讲，那个变化真是触目惊心，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比我年纪大一些的一个哥哥对我说：“如果我能买到一辆摩托车，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警察和邮递员有摩托车，对其他人来说那是个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所以他觉得一生能有辆摩托车就是最大的幸福。他说这话三四年以后，中国开始满街都是摩托车。我们小时候，只有大的机关，比如公安局的会议室、工会的会议室有电视，每个会议室几百个人挤在一起看电视。但只不过一两年后，每家每户都可以买电视机。我记得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洗衣机时有多惊讶，学校放映的教育电影《祖国新貌》（介绍中国的新建筑和新产品）中看到介绍洗衣机。两三年后我母亲买了一台洗衣机。在中国这种物质的成长与变化真的是非常迅速。

另一方面就是精神的变化。以前我们没有什么书籍可以看，接触不到外面的文化。后来开始解冻，能读到国外的小说，到了83、84年的时候解冻得非常快，即使是我的家乡汾阳那么封闭的地方，在书摊上也买得到弗洛伊德、尼采的书，虽然大家都看不懂，但是看得非常高兴（笑）。那种变化真的是非常快，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理想、非常兴奋的阶段，大家真的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一些曾有的权利又开始获得，但在1989年遇到了挫折……89年之后，人们开始有了真正的独立生活方式。以我为例，我不属于某个单位，没有所谓的工作。中国人是习惯于一定要在国家单位里工作，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但是89年以后，开始出现很多独立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慢慢也有了私营的经济。我们开始下决心要过独立的生活，脱离国家单位的系统。独立或地下电影也是，89年以后，张元他们开始拍片，这也是1980年代的文化留给我们的东西。回顾1980年代，我特别激动，于是就想拍一个1980年代的故事，但是怎么样来讲述这个故事？后来我想到用文工团来反映这个时代，因为文工团是中国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通过他们的变迁来看整个国家的变化。

白睿文：您自己参加过文工团吗？

贾樟柯：不算正式成员，我参加过一些演出。中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80，那个电影我看了不下十回二十回，学电影里的霹雳舞。

白睿文：您现在还跳吗？

贾樟柯：还会一点（笑）！那时国家开始不支持文工团，我们必须到乡下去演出来维持经营。因为我会跳霹雳舞，暑假就跟着这个团去演出。除了我之外，1980年代初我姐姐也曾在文工团拉小提琴。这两个经验合起来就变成这部电影。

剧本完成之后，就开始跟香港的制片谈这部剧情长片的制作。但我们那时候资金非常少，我觉得《站台》是需要大点的投资的，因为它有年代的变化，又必须到很多地方拍摄（因为电影描写的是一个巡回演出团）。我们那时只有二十多万人民币，我觉得这么少的经费没办法完成这个电影，所以就先拍了《小武》。《小武》成功之后找投资就比较容易了，突然有很多欧洲制片人对我们非常感兴趣。后来我们选择了日本的市山尚三，因为他制作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侯孝贤是我多年来非常热爱的导演，跟他以前的制片一起工作，美学上肯定会有很好的沟通。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制片，我们就一起做了《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