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准备离开开普敦的时候，我去了《新时代》杂志社，想看几个朋友，并想同他们探讨一下他们的出版策略。《新时代》是早期被取缔的著名左翼出版物之一，同时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朋友”。那是9月27日上午，当我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听见办公室内有愤怒的吵闹声和搬动家具的声音。我听出那是这家杂志社的经理费雷德·卡恩森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安全警察的粗暴吼叫声，他们正在搜查杂志社的办公室。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历史上在全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警察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带着授权对被证明犯有叛国、煽动叛乱或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一切人采取行动的搜捕令，对全国500多位人士的家和办公室进行了袭击。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办公室以及莫罗卡医生、法瑟·哈代尔斯顿和马修斯教授的家，都遭到了搜查。

这一次袭击为我在开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阴影，因为它预示着政府将开始采取新一轮的严厉镇压。至少，新一轮的禁止将会发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士之一。那天晚上，苔卡牧师和他的夫人邀请了几个人一起为我送行，在他的带领下，我跪在地上为那些被袭击的家庭祈祷平安。我在我喜欢的时间即凌晨3点离开了他们的家，不到半小时后，我就行驶在了去金伯利的公路上。金伯利是一个矿业小镇，19世纪，南非的钻石生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准备在阿瑟·莱泰勒医生家住一晚上。阿瑟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很细心的医疗工作者。我患了感冒，他把我接到他家后立即让我上床休息。他是一个勇敢而执著的人，在反抗运动期间，他带领一小股志愿反抗者走进了监狱。在黑人很少参与政治行动的一个小镇上，这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人可以得到几百甚至几千同样参与这种冒险活动的人的支持，而在像金伯利这样的保守小镇，没有媒体或司法部门对警察的监督，这种行动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在金伯利，反抗运动期间有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员被地方法官处以了鞭刑。

尽管我患了感冒，阿瑟仍然让我第二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准备第二天早上3点离开金伯利，但是阿瑟夫妇坚持留我吃早饭，我只好吃完了早饭后动身。我回约翰内斯堡一路很顺利，晚饭前我就回到了家中，我的孩子们高兴地迎接我，他们知道我会给他们带回礼物。我把在开普买的礼物一个一个地送给他们，并回答他们就我这次旅行提出的问题，虽然不是真正的节日，但是，它与节日具有相同的效果，我感觉又恢复了活力，准备再一次去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