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的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了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家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谎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温妮似乎并没有离去，只不过为了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