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收拾书桌，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仪式。我们把一大堆纸分成一小叠、一小叠，并轻轻弹松每一叠纸。我们一支一支地削铅笔，转动卷笔刀的把手，看着长长的刨花卷曲着晃晃悠悠地掉进下面的废纸篓。削尖最后一支铅笔后，我们没有把它和其他铅笔放在一起，而是握在手里。

“好了，”我对她说，“准备就绪，可以工作了。”

她张开嘴巴，似乎在对我说话。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我不会速记。在会面中，我只是简单记下一些关键词，寄希望于自己在会面后马上补齐记录，这些词语足以让我回忆起谈话的内容。从第一次会面看，这种做法的效果还不错。我不时瞄一眼笔记本，然后在书写纸的中间填上温特小姐说的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的形象，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举手投足。很快，我便几乎忘掉了笔记本的存在，温特小姐仿佛就在我的脑袋里说话，我像是在听写。

我留出很宽的页边距。在纸左边的空白处，我记录下温特小姐的举止、表情和姿势，它们似乎使她说的话更具深意。在右边的空白处，我什么都没有写。以后重读这些记录时，我会在这里填上自己的想法、评论和问题。

我觉得自己仿佛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起身给自己弄一杯可可喝，但时间似乎停滞了，起身弄可可并没有打断我的创作思路；我回到书桌边，重拾线索，仿佛不曾有过中断。

“人们总是对自己身上的丑陋之处习以为常，而忘了它们在别人眼中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我在纸张的中间写道，然后我在纸的左边描写了一下温特小姐用另一只手护住受伤之手的样子。

我在最后一行字下面划了两道线，伸了伸懒腰。在窗户的另一边，另一个我也在伸懒腰。她拿起笔尖已被写钝的铅笔，一支一支地把它们削尖。

哈欠打了一半，她的脸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额头正中突然变模糊，像生了一个脓包。另一道痕迹出现在脸颊上，接着痕迹又出现在眼睛下面、鼻子上和嘴唇上。每出现一道新瑕疵，都伴有一声闷响，一个越来越快的敲击声。几秒钟内，她的整张脸似乎就分解了。

但那不是死亡的结果。只是下雨。期盼已久的雨。

我打开窗户，淋湿自己的手，把雨水抹在眼睛和脸上。我打了个冷战。该上床睡觉了。

我让窗户半开着听雨，雨声节奏平稳、轻柔悦耳。我听着雨声，脱衣服，看书，睡觉。雨声伴随着我入梦，就像一台没调好的收音机，整晚都在播放模糊的白噪音，隐约可以听见一些外语和陌生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