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温多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抑郁症病人面对确诊时的抗拒心理，感叹：人们往往都把患有精神疾病看做一种耻辱。如果让人们心中对于精神诊疗的恐惧和无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我引用这位新西兰心理学家的叙述时，脑子总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兰人和我们中国人做比较。

新西兰的人口包袱、历史包袱比我们中国轻，想必社会医疗福利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抑郁症患者的确诊率肯定会比我们高，抑郁症病人的社会处境也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对抑郁症的误解和恐惧如此之大，那么中国人怎样呢？这个问题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没有能力去寻找答案，也没有勇气面对全中国这个层面的现状。可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渴盼有知识有勇气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断遭遇大痛苦大患难大动乱，几辈人连着经受水深火热内忧外辱置死地而后生，我们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过国富民强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从血泪争战死伤堆里爬出来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积累着太多的恐惧记忆，有着太多的仇怨抑郁，有着太多的绝望悲愤，有着太多未曾清理治疗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到了父亲一代、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我们潜意识中有多少封掩的噩梦？我们的精神真的十分健康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像重视防治SARS一样重视防治精神疾患？

我个人认为，如果再不重视防治，二十年内，精神疾患将会大爆发，它的死亡率远比SARS高，它所造成的损失将比任何一场瘟疫都惨重，它所需要的治愈时间可能长达一至两代人。要知道，抑郁症有两种表达通道，一种是内向的，病人选择自伤自杀；另一种是外向的，病人选择伤人杀人。

进入小康后的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我想：和谐社会的本质，应该是人格层面上的心理和谐，精神和谐。

2005年11月14—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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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后退》摘录

又进城了。

这年，我们家从海岛搬到了城里。城里人正忙着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大一点的学生串联去了北京，剩下小一点的在家闲得浑身发痒。

我和弟弟一住进院里就给人盯住了。只要我们在院里走动，就有十几只“小苍蝇”在后面跟着，说下流话，扬沙子，扔石头，呼口号，叫我们滚出去。

我每天都要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每次出门我都很紧张。

他们扬了我一头沙子，我冲他们大吼：“敢不敢一个搏一个？够胆的尽管站出来！”

别别扭扭过了两三个月。一天傍晚，南院和北院的小孩子在操场上大较量，以“攻城”决胜负。

北院的选手少了一名。

“谁上？谁上？快点！”城堡里的人拼命招手。

拉拉队里没有人愿意上场。因为明摆着南强北弱，大院里打架最勇的阿光在南院。我正在远处一棵树下看热闹，忍不住举了举手，“我上。”

这一仗直杀得天昏地暗。

我想起了《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我左蹿右跳，一身臭汗，一边狠狠地把攻城的敌人推出去，一边大叫：“人在阵地在——跟他们拼命啊——”场上场下一片沸腾，一片混乱。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周围静了下来。我抬起晕乎乎的头仔细一看，原来场上只剩下两个人，这边是我，那边是大院里最会打架的阿光。

我知道这下子真要完蛋了。

我们站在各自的城堡里对视着。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就像一只兔子迎头撞上一只大灰狼。他满不在乎地看看我，甩甩手，很轻松地咧嘴一笑，说：“投降吧，没什么好打的。”兵临城下。敌人已经跑到城门口，眼看就要冲进来了。

全身的热血涌了上来，我想都没想，朝阿光一头撞过去，狠狠撞过去。

我要以死殉城，与他同归于尽。

阿光一闪。

我的头撞在地面上，眼前一黑，剧痛！

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我低着头，捂着鼻子匆匆走过操场，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我的鼻子青青的，肿肿的，有几条擦伤的血口子，还有紫药水，我知道自己很难看。

但是，大院里没有一个人笑话我。

从此，再没有人在我背后扬沙子，扔石头。

1991年夏

补白

这篇不起眼的小散文，是我童年一个典型的画面。我是军营里的孩子，所受的熏陶就是“人在阵地在”，一句话，不怕死。

正因为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我难以接受“抑郁症患者”的身份。我进入了误区：这角色在动摇我的立足之地，要灭掉我仅存的一点做人的尊严。我抗拒，我愤恨，我焦灼。如果我曾接受过精神病学的普及教育，就不至于遭遇双倍的精神煎熬。画面再现。我又一次粗鲁地“摔歪了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