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几个朋友聚会。我说起童年烙印，没等我把话说完，众人纷纷声讨：你以为就你童年缺乏安全感啊？你看过当妈妈的就当着小孩子的面寻死吗？你知道幼年丧母的滋味吗？你懂得莫名其妙被父母憎恨的感觉吗？

认识多年，直到那天才知道，在座的几乎每人都有伤心的童年。

2005年11月22—23日

链接

《一百个饺子》摘录

小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叫“家”。军营里的孩子早早就适应了集体生活，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习惯了住校。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1960年代，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军队的孩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住校，一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要是到了寒暑假，家里大人有军事任务，我们就继续留校。

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我们深受鼓舞，也有些困惑：是不是爸爸妈妈很快也会被取消呢？或者，以后见到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要叫爸叫妈？我们无忧无虑地活在学校里。吃饭是统一到食堂吃，穿的衣服是学校发的制服，课本、铅笔、铅笔刀、作业簿、饼干、糖果、水果、毛巾、肥皂、脸盆统统由学校按时按量发，打针吃药有医疗包干，看电影统一排队去大操场。

可是，有一天，中国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看见老师们被批被斗、被赶出校门或遣送回乡，心里又慌张又激动。自由了！可是食堂里饭菜越来越差，越来越少，我们得抢饭吃，每顿都吃不饱。学校不发制服了，我们的衣服旧了烂了没人过问，周末再也吃不到糖果、饼干、水果了，也没有电影可看了。到了八一节、国庆节、元旦，也没有人张罗聚会和晚会。夜里停电，宿舍里鬼哭狼嚎，学校荒凉得像一块久被遗忘的坟地。这时候，我们终于想起：家呢？——很久很久没有家的消息了。

一天中午，一辆吉普车接走了二年级一个鬈发的男生。第二个星期，又有幸运儿被接走。回家的渴望开始像霍乱一样蔓延。然而，由于军队干部奉命“支左”，父母们无暇顾及儿女，他们不知道军队的子弟小学也闹起了革命，不知道学校瘫痪了。

那个夏天，我想家想得头都快裂了。我不知道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接我。我害怕地想：是不是“文革”把家取消了？是不是家把我取消了？就连在梦中，我也见不到爸爸妈妈，我使劲回想他们的模样，可越使劲想，他们的形象越模糊。

那个夏天人人都在长痱子，又没有凉快的衣服穿，于是女生中开始流行用手绢做背心。我们把以前发的旧手绢找出来，缝接成一大块，剪一个洞，套在脖子上，就成了一件简单的背心。那天，我正在学着缝背心，一个陌生的军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嘴里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爸爸托我接你回家。”

一听到“家”，我的头像被足球击中了似的，又麻又热，混沌一片，立刻成了“脑震荡”病人。我什么都没问，空着两只手，紧随那军人出了门。一路上，坐车坐船，我没问家如今在哪里——部队常常调防，军人的家也常常换地方。到了一个城市，名字怪怪的，叫“佛山”。但城里没有佛，也没有山。

见到爸爸了。想不起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表现得很冷静，没哭，也没笑，我仍处于“脑震荡”的状态中。也许想家想得太累了，一颗心干干的，皱皱的，像一团用来缝背心的旧手绢。

爸爸倒是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怎么弄得像个小叫化子？”那神情很像一个连长见到了掉队后归队的士兵。

我找不到话说，拘谨地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一副痴呆儿模样。

爸爸蹲下来仔细看看我，问：“怎么了？”我困难地抬起发硬的舌头说：“什么时候回家？”爸爸说：“妈妈和弟弟正在江西外婆家……”他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喊了起来：“我要回学校——”我起身往外跑，爸爸追上来抓住我说：“你不想家吗？”我说：“就不想！”我心里很恨爸爸妈妈，我很想大声说：“是你们不给我家，是你们先不要我的，我也不稀罕要你们。”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没弄清楚，“家”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家”，脑子里就乱，就魂不守舍，心里又慌又痛又怕，却又充满期盼。这期盼太深太长，像悬崖像深谷，远看，无限风光，近看……它无法近看，我从未走近过这无边的期盼。

1994年6月

补白这篇文章最后一段所说的“家”，后面有许多潜台词。它代表了安全感、父母之爱、家庭亲情、精神依托、人生的出发点、活着的基石、成长的源头等等。童年的经历使我对家庭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多年来，“家”对我来说，不是港湾，不是养伤地，它让我感到紧张、拘束。在外漂流久了累了想回家，但是回家几天之后就想走，就想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呆着才能让我精神放松。对于家，我既不懂索取也不懂付出。我从小习惯自己打理自己，我不相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