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续三个晚上做类似的梦。我在睡眠中更累。每一个梦里都是我看别人死，别人看我死，我在参加自己的追悼会，我和已经死去的故人在陌生的小镇走，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另一个梦。

我和一群旅行者走在贫瘠的山区。走在前面的人喊，前面灌木里有死人。我不敢看，眯上眼睛绕过灌木林。我们搭上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货车，站在车上看风景。风景是半秃的荒山，一条类似红旗渠那样的大渠，渠水水流不大，仅一两寸深。山区可能缺水。汽车爬坡死火，我们下车。看哪，大渠的渠水里有血！好多好多残缺的尸体，都是小学生的尸体！胳膊，胳膊，一截一截腿，书包，鞋子，脚，啊头！不要看！怎么有这么多小孩子死在水渠里？为什么没有一具全尸？看大渠的涵洞里又有尸体冲下来，这回掉出来的是全尸。不停地一具一具滑出来。有两具蜷缩的尸体卡在涵洞口。我不能再看了。我狂喊：他们都是小学生，他们都是小孩子，怎么死了这么多？他们是怎么死的啊！

我醒了。醒来眼前脑海仍是残缺的小胳膊小腿，一截一截。涵洞里，一个小学生的头，一个小学生翻转的身体。

那些日子里，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死人，睁开眼睛已经死去的人轮流来跟我说话。尤其是那些自杀的人，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死。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们都低声招呼我：快走，走啊。集合了。

不要再说了。我想吐。胃很难受。我脑子里有人跃跃欲试要发疯，我用意志力狠狠按住她，一次又一次地按住她。我们有点两败俱伤。

今天可以放过我了吧。我要去晒太阳。我要牵着我的小狗乐乐，在中大校园快快走，关掉记忆的电闸。

200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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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微笑》摘录

外公老多了，胆怯、迟疑、警惕的眼神里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驯服，只有薄唇边的嘲讽依然还在，但已变得意味深长。

“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存在着哪几个力？”

我磨蹭了半天才站起来，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我的外公。他瘦长的脸板得铁紧，轻轻弹了弹物理讲义上的粉笔末，走到我跟前，像念紧箍咒一样重复道：“请你回答，当你坐在凳子上时，存在着哪几个力？”

我苦苦揣摩着坐在凳子上的切身体会，忽有所悟，“好像有……摩擦力！”

“哈哈——”满堂笑声。

“还有呢？”外公脸上的表情立刻将笑声镇住了。

“不知道。”我哭丧着脸，用手指头抠着桌上的一道小裂缝。

外公一声叹息，轻凄，苍凉，拖着长长的尾音。

转眼间，到了冬天。一天，刚下完第一节课，忽听学校附近有人办丧事，大伙儿拥去看热闹。只见十六条壮汉抬着有描龙绣凤红缎子的棺材，前面鞭炮、幡旗开道，后面一大串哭丧的，还有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排场极了。也不知看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想起还要上课，忙往回赶。在教室门口，我看见，空荡荡的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外公孤零零站在讲台上，面对空桌椅，表情麻木。

外公退休了。他郁郁寡欢地呆在由破庙改成的教工宿舍里，再不提教学的事。然而一听见上课的铃声，他就坐立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或者呆立门口，唇边浮起一丝古怪浅淡的微笑。

1981年7月

补白

不知为什么，在我抑郁症重度发作那段时间里，我总梦见去世的外公。

外公当过我的老师，两年。高中读书时，外公几乎每天都要给我补习数理化，而我听不懂，我只读过正规的小学一年级，连什么是“合并同类项”都没学过，加上我这人特别笨，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真的要吐血。我这个外孙女学生，常让外公老师哭笑不得。下乡支农插秧，我会一抬头就晕在水田里；在农民家吃饭时，我独自坐在门口小木凳上吃，因为外公怕我吃辣椒喉咙发炎发烧，特意拜托班主任关照我。课堂上没人好好听课，外公不能跟学生发脾气，就只好给我一点点颜色看，我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学校广播员，跟我略摆一丁点儿师道尊严心里气顺一些。

我最喜欢和外公一起偷外婆藏的零食吃。外婆常把零食藏在一个瓦缸里，过年剩的地瓜干、冻米糖，还有用糖票买的红糖片、妈妈寄来的小包白砂糖，我和外公总惦记着这些好吃的。我们常在外婆做饭时偷零食吃。我先看外婆在门口灶台上是否会进屋拿什么，这时外公往往在备课，我在做作业。瓦缸的盖子比较沉，掀起来盖下去都容易碰出响声，不能让外婆听见。偷白糖吃容易洒出来，外公很小心地捻一撮放在手心里，然后倒进嘴巴里含着，我有样学样，学这个学得挺快。我和外公一边含着白糖一边相视偷笑，这时师生俩很默契，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