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格的艺术》是巴赫的音乐签名，而巴赫最后的亲笔签名是在1749年12月。此后，他因严重白内障失明。六月，议会在“三天鹅”客栈密会德累斯顿宫廷乐监。他带着萨克森王国总理的亲笔推荐信。早就厌烦巴赫的议会喜出望外，他们在开会之前就已决定聘请他，开会只是个形式。巴赫未必知道此事，但他一定隐约感觉到了：一生忙于顶替别人的自己，终于也变成了顶替的对象。

此后，巴亚蜜和儿子巴若安不得不替他签署所有的文件，作曲几不可能。1750年３月底，巴赫决定做白内障手术。

十八世纪的欧洲，动手术跟谋杀差不多：当时根本没有麻醉，也没有消毒器械，整个欧洲连家医院都没有。巴赫全部的术前准备是放血与服用植物毒汁以“排出有害体液”，全套医疗器械是一个“煮得滚热的苹果，把它放到眼睛上软化角膜”，而患者则“被捆在一把椅子上”。

主刀的是英国医生谭若恩，手术就在他下榻的“三天鹅”客栈进行。谭医生切除了混浊的晶状体，然后准备用高度眼镜来矫正巴赫的视力。术后，巴赫被绷带裹上眼睛，谭若恩第二天便去了德累斯顿。

一百六十六年之后，中国护国战争中一位将军右眼被子弹击中。同样无麻手术。术后医生沃克问“疼不疼？”这位将军居然在手术中数数，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沃克因此称他为“军神”。

中国共产党的百战将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刘伯承！

无独有偶，长巴赫一辈的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兼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音乐就是“灵魂在不知不觉中数数”。

４月初谭若恩回到莱比锡，发现白内障复发。在巴赫的坚持下，他再次手术。再次无麻。在无麻手术上，巴赫超过刘伯承百分之百。经过剧痛和黑暗的四个月，７月18日，巴赫打开绷带，重见光明！可他当天即中风，继而高烧卧床。十天后，1750年７月28日近二十点，六十五岁的巴赫静静地为自己辉煌壮丽的音乐人生划上最后一个休止符。

无人喝彩。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巴赫患的是糖尿病。此病当时根本无法诊断，当然也就无法治愈。令我感动的是巴赫对死亡的态度，他的一部康塔塔说：“我别无他求。我笑对死亡。啊，简直希望死亡已经降临。”当我们整天在功名利禄的烂泥中与想像中的敌人殊死搏斗时，巴赫勘破了生死。

歌德的《浮士德》说，爱情、政治、美和事业只能带给我们悲剧。连知识也不能拯救我们。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绝大多数人朝九晚五碌碌红尘，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注定是悲剧。少数人觉悟人生短暂辛劳，死亡必然让所有生命的辉煌回零。可他们的生命却因为这种觉悟更加悲剧。因此，人生难逃悲剧。这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正是这个叔本华，说，音乐就是世界的本原（意志）。

巴赫没有读过他死后三十八年才出生的叔本华写的书。但他却对叔本华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去世前几天，巴赫口授、女婿笔录的管风琴众赞歌《当我行至主的王座前》，其中每个音符都是巴赫对生命的嘱托，最后在第二十六小节戛然而止。此为大师绝笔。在这首众赞歌中，巴赫宣布：“我行至你的王座前……赐我极乐归宿吧，主啊!请在末日那天唤醒我!——让我永能看到你。”

巴赫的答案是：只有信仰能拯救人类。只有信仰能给人类希望。

信仰什么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信仰本身。

信仰是人生悲剧无解方程式的惟一解法。

在今天这个基督徒急剧减少的时代，以《圣经》为创作题材的巴赫，享有基督教君临欧洲时任何一个音乐家都难望其项背的盛名，原因概在于此。因为巴赫告诉我们，信仰终将拯救人类。音乐的技法有限，而人类的欲求无限。巴赫举重若轻，在生命和音乐的有限中把无限的自由与喜悦指给我们看。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转述十七世纪不知名诗人的话说：“Non coerceri maximo, conteneri 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极大不可限，极小亦可容，此即神性）。如果以此定义“神性”，则巴赫的音乐无疑充满神性。

心在天内。天在心内。基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