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头，往往是完全不由自己做主的，比如你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我当年就误以为“广播电视”属于那种电器维修专业，从而学了报纸，让另一个成绩不如俺的高中同学如今在央视整天胡说八道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你即将投身的那个集体的打架实力更是不可把握。天可怜见，我考上的新闻系当时是学校的第一大系，人多，流氓多，加之新闻本身就是个不学无术的专业，闲人多，很快就挣得了打遍全校无敌手的名声，所以我上大学期间没受什么欺负，反倒欺负了别人几把。而那些天生异禀却不幸降生在一个小系的好汉，就只能看着一帮狐假虎威的杂碎充大尾巴鹰。真让人替他们委屈得慌。

大树底下好乘凉，系里也多了一些动不动就嚷嚷“新闻系的人你也敢动，打丫的”之类的螃蟹，在校内横冲直撞，冲锋陷阵的却全是俺们这帮笨嘴拙舌的傻蛋。

还有一点是，越聪明的人越善于保护自己，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日薄西山的重点大学，能考上的多是有心眼的人，他们很懂得趋利避害的道理，打的都是有把握之仗，血性和意气只成了耳花眼热后的谈资，所以打起架来非常不爽。

本科毕业六年后，我又回到母校读研，宁肯睡下水道也不住学校，宁肯吃猪食也不吃学校的食堂，因为怕被本科生欺负，就像当年俺们欺负研究生一样。

大学里的研究生在架场属于绝对的首陀罗一级，因为他们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谈架色变；因为他们人少且不抱团，聪明得任人欺负；因为他们大多身体瘦弱，你才知道多年的寒窗苦读比二八佳人更容易淘空男人的身子。

而本科生也并不是高等级的种族，即使最能打的人，也只能算是一个吠舍，所以也只有研究生能够让我们实施经常性打击。

刹帝利属于学校的那些子弟。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母太过优秀，把祖坟上的积荫全部耗光，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个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这从他们的外号可见一斑，像“猪耳朵”、“板子”、“傻屁股”之类。他们经常找借口讹诈不熟的本科生，或在麻桌上通过偷牌换牌诈骗混熟的本科生。一届届的学生让他们有取之不尽的财源，并且他们的归属往往很好，经常会被一个粗壮且一脸雀斑的女留学生看中，进而远嫁海外，弄个精尽人亡。

而婆罗门则是那些在学校做小买卖的小摊贩。那年头做这营生的都是有过监狱生活经历的人，他们即使已经被政府改造好，其背景也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系当年就是被一个补自行车轮胎的瘸子给制住了，因为他的腿是在新疆监狱被打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弱势的羊羔形象，但他们对知识也有着天然的好感，并且那时我们经常凭借一腔热血博得他们的尊敬，像一个叫“麻师”的同学曾被烟贩屡次免单，我在毕业时也曾被一位西瓜摊的老哥在“吉祥饭馆”请喝了一顿酒。

尽管打架越来越不好玩，但除了打架我们又能干什么呢？一把闲力气憋得真是难受，所以打架是隔三岔五就有的事儿，食堂、球场、舞厅、澡堂、饭馆、选修课堂，有人的地方，就有拳头和脚丫在舞动。套用一句书评家的话：“大学里只有两种人：正在打架的人，和正在谈论打架的人”。

打架的人最怕牛二那样的光棍破落户，本来已经惨到无法再惨，生活也没什么指望，所以就浑不吝了。再坏又能怎样？

我们学校的校际足球比赛叫“校庆杯”，而许多系参加这一赛事的初始目的就是打架，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无力夺冠的球队。我到大四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兴未艾，跟经济有关的专业成了热门，新闻系盛景不再，招不来体育特招生，实力一落千丈，足球也全无夺冠可能。所以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找茬跟国政系的人干了一架，然后被取消比赛资格，以此台阶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