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天，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行李箱里带着简单的衣物和几本书籍。下火车后我从一群给旅店拉客的妇女的包围中挣扎出来。走到大街上伸手打车，开到文学院门口二十几块钱。

文学院隐匿在朝阳区一条狭窄的街道中，是一幢五层高的白色楼房，迎人的一面覆满了鲜红的爬墙藤。门前的大理石柱子上刻着某位文学巨匠的头像。大门是铁制的，显得很严肃，高，跳不过去。

食堂是平房，只有一个大厅和一个单间，大厅摆放了十几张圆桌，单间摆放了一张圆桌。食堂旁边红色的人工凉亭，傍晚时分，有些男女同学坐在里面，不是这几个人，便是那几个人。安诺曾坐在石头凳子上问我：泽婴，泽婴，我是个幸福的人吗？安诺说，在我们初识之时，你只有十七岁。

南生二十二岁生日时候我们还在文学院读书，几个同学，包括我和安诺送了他礼物，他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当天他还伤了风，半夜发烧，被送进了医院。

那天我没带宿舍钥匙，去南生宿舍等杨戈回来。当时南生没有介绍她，她自己在烛光中站起来主动对我说，你好，我是石莲。我朝她笑了笑，告诉她我叫泽婴。

石莲，四川人，二十八岁，文学院函授班教师,在楼下凉亭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办公和住宿。她说她住在从凉亭那边数的第二间，里面有一张办公桌，单人床、暖气和一盆花。她穿牛仔裤和一个黑吊带背心，外面配了件红衬衣，这件衬衣一直放在我床上，她也坐在我床上。我们之间大约有一尺距离。我小心谨慎地侧过脸看她，因为这个动作有些刻意，我又尽量不愿让她发觉。我不想使她知道我看了她，否则我多少会有些难为情。她梳着蓬松的大麻花辫，睫毛很长，涂着很重的口红。我还是告诉她了，我对她说，你有陈旧的艳丽。

我第二次起身上厕所回来时杨戈坐到了我的床上，并将与她的距离缩短为十厘米左右。我坐着带有杨戈体温的折叠椅，面对他们继续着寡淡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