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到会代表张志让、王云五张寿镛、曾琦、江恒源发言，主要讲拥戴政府，希望政府在言论自由、特种刑法、新闻检国防教育等方面速予改善。上午11时发言完毕，全体欢宴。仍然是汪精卫起立致词，胡适被推举做答词。

胡适和汪精卫一样，都有一副好面孔，一副好口才。此时他代表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和虚怀若谷表示感谢。同时很坦然地说7月7日下午，他与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赴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晚宴，交换对当时华北紧张局势的看法，谁也没有想到晚上双方交火激烈。7月8日，朋友送行还问他对时局的看法，自己还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就上火车到了南京，11日上午上了庐山。下午，蒋委员长邀请吃茶。政府的礼贤下士使人感动，我们要相信政府，才能共赴国难。

下午，代表们继续发言。

7月17日，为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件。此次讲话在抗战史中早已成为经典。蒋介石主要讲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对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以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已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朕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其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和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己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己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维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必不得己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是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