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象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象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保良说我也不知道。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保良吞回去，说：没事。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呆会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梢，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