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代”既是年龄上的“代”,又不完全是年龄上的“代”,我也就赤脚医生的话题和我的孩子谈过,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他是80年代出生的,他开始说不知道,后来想了想,说,大概就是农村的江湖郎中吧。我问他凭什么这么说,他又想了半天,才说,赤脚肯定是比较贫穷吧,农村的江湖郎中条件不是太好吧。再问下去,他就懒得再动脑筋想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妈妈对“赤脚医生”有那么深那么重的情感记忆,就算知道,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件什么事儿。假如时光倒流,他从小我就对他灌输我的情感记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会不会对“赤脚医生”有一些情感因素呢?可惜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操作的事情。好在他的情感记忆并不是空白,他们这一代人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记忆,正如你说,这是好事,有助于文学(和世界)多样化。
汪:在江苏,你与原来的“青创组”的不少作家一样,其创作开始于一个文学资源相对稀缺的年代,不像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一出手就让人感到起点高,像模像样的,你们个人的摸索时期很长,我最近还找了你早期的一些作品翻了翻,好多文字恐怕你都不看了吧?像《冬天里》、《小巷静悄悄》、《小巷曲曲弯弯地延伸》等等,题材多样,学生生活、知青、城市,手法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朴素的。但有一点,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写不完的东西,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作家的优势,我不一定非写我经验过的,但我的库存永远在那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增值。
范:我从一开始就在摸索,一直摸索到现在还在摸索,而且还会摸索下去,这是肯定的。库存不断改变、增加或减少,对我来说,也有感觉枯竭的时候,但过了一段,又觉得货物充足了,又源源不断了。但这前前后后是有区别的,库存里有“我经验过的”和“非我经验过的”的两种货物。我觉得重要的是把“我非经验过的”变成“我经验过的”,我从前总是很羡慕写历史题材和过去题材的作家,我觉得我写不来,因为我不会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了变化,比如《赤脚医生》,虽然起源于“我经验过的”但其实其中大部分是“我非经验过的”,或者说,大的历史背景是“我经验过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细胞却是“我非经验过的”,完成了这个转变,我对我的库存多少就有点信心了。
汪:你在自己风格的最初选择上花了多少时间?中间的曲折还记得吗?你好像还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东西,叫《我是谁?》。我和晓华在九十年代写过你的作家论,按我们那时的说法,大概到了《裤裆巷风流记》、《光圈》、《顾氏传人》,你已经在各方面确立了你的文学选择,建立了你的文学范氏领地。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文学年代啊,但那时我们特别说明了你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的距离,既不新潮,又不“复古”。复古在当时也是时尚,寻根就有这种因素在里头。一个作家,要找到这样的位置:既在时代里头,又不被时代所淹。不容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这种位置,她也去看灯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场”,但她又不在人流里。
范:我有个朋友看我努力辛勤写作,好心地对我说,你喜欢写就写写吧,别对自己过高要求了,也许你这一生的创作高峰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高峰不仅是你个人的高峰,也算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所以你现在不用太卖力了(我听得出言下之意:你再卖力至多也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走)——你说说,这朋友,这话,说出来是叫人高兴还是叫人难过?可我这个人比较实用主义,他说我是高峰,我就高兴,他让我别再卖力,我就不听他的,该卖力还是卖力,该辛勤还是辛勤。你刚才提到《光圈》、《顾氏传人》还有九十年代初的其他一些中短篇,写这一部分作品时,我对文学的意识并不是太明确,不能说是无意识,但确实是在不太明白甚至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作的。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意大利电影《木鞋树》,一激动忍不住记了一段笔记,笔记比较长,有对这部电影的感想记录,我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和小说有关的一小部分:“好的小说是很难写出内容提要的,好的电影也一样。想到自己在9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光圈》、《文火煨肥羊》等,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法,也是这样一种情状,至少是在向这种状态努力的,就感觉是很沟通的。写一种或许多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也是这个原因。你和晓华当年的评价,对我是一大鼓舞,我努力写出一批那样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前两年我在《上海文学》“月月小说”发表了两个短篇,思和主编请杨扬王宏图等教授专家作点评,他们给我的标题是《反常规的写作意图在写作中的遭遇》,他们对我的作品评价和剖析非常深入和到位,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写作“如果不是怀有某种艺术分析的期待,假如不是定下心来细细阅读,那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这一路小说技法的作家,他们只能维持在某种阅读维度之内,不可能是流行的。”——“在场”又“不在人流里”,就难免会少了许多现场直击的刺激和轰轰烈烈,或者只是站得远远的,在一个角落里,隔着一层夜色在看轰轰烈烈,大部分读者肯定是不过瘾的。所以,虽然他们认为我会坚持自己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写下去。但是我坦白,其实我是想变化的,我没有那么沉得住气。但是我又很怕丢掉了什么,结果找不到自己了。
汪:在江苏,你与原来的“青创组”的不少作家一样,其创作开始于一个文学资源相对稀缺的年代,不像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一出手就让人感到起点高,像模像样的,你们个人的摸索时期很长,我最近还找了你早期的一些作品翻了翻,好多文字恐怕你都不看了吧?像《冬天里》、《小巷静悄悄》、《小巷曲曲弯弯地延伸》等等,题材多样,学生生活、知青、城市,手法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朴素的。但有一点,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写不完的东西,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作家的优势,我不一定非写我经验过的,但我的库存永远在那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增值。
范:我从一开始就在摸索,一直摸索到现在还在摸索,而且还会摸索下去,这是肯定的。库存不断改变、增加或减少,对我来说,也有感觉枯竭的时候,但过了一段,又觉得货物充足了,又源源不断了。但这前前后后是有区别的,库存里有“我经验过的”和“非我经验过的”的两种货物。我觉得重要的是把“我非经验过的”变成“我经验过的”,我从前总是很羡慕写历史题材和过去题材的作家,我觉得我写不来,因为我不会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了变化,比如《赤脚医生》,虽然起源于“我经验过的”但其实其中大部分是“我非经验过的”,或者说,大的历史背景是“我经验过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细胞却是“我非经验过的”,完成了这个转变,我对我的库存多少就有点信心了。
汪:你在自己风格的最初选择上花了多少时间?中间的曲折还记得吗?你好像还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东西,叫《我是谁?》。我和晓华在九十年代写过你的作家论,按我们那时的说法,大概到了《裤裆巷风流记》、《光圈》、《顾氏传人》,你已经在各方面确立了你的文学选择,建立了你的文学范氏领地。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文学年代啊,但那时我们特别说明了你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的距离,既不新潮,又不“复古”。复古在当时也是时尚,寻根就有这种因素在里头。一个作家,要找到这样的位置:既在时代里头,又不被时代所淹。不容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这种位置,她也去看灯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场”,但她又不在人流里。
范:我有个朋友看我努力辛勤写作,好心地对我说,你喜欢写就写写吧,别对自己过高要求了,也许你这一生的创作高峰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高峰不仅是你个人的高峰,也算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所以你现在不用太卖力了(我听得出言下之意:你再卖力至多也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走)——你说说,这朋友,这话,说出来是叫人高兴还是叫人难过?可我这个人比较实用主义,他说我是高峰,我就高兴,他让我别再卖力,我就不听他的,该卖力还是卖力,该辛勤还是辛勤。你刚才提到《光圈》、《顾氏传人》还有九十年代初的其他一些中短篇,写这一部分作品时,我对文学的意识并不是太明确,不能说是无意识,但确实是在不太明白甚至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作的。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意大利电影《木鞋树》,一激动忍不住记了一段笔记,笔记比较长,有对这部电影的感想记录,我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和小说有关的一小部分:“好的小说是很难写出内容提要的,好的电影也一样。想到自己在9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光圈》、《文火煨肥羊》等,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法,也是这样一种情状,至少是在向这种状态努力的,就感觉是很沟通的。写一种或许多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也是这个原因。你和晓华当年的评价,对我是一大鼓舞,我努力写出一批那样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前两年我在《上海文学》“月月小说”发表了两个短篇,思和主编请杨扬王宏图等教授专家作点评,他们给我的标题是《反常规的写作意图在写作中的遭遇》,他们对我的作品评价和剖析非常深入和到位,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写作“如果不是怀有某种艺术分析的期待,假如不是定下心来细细阅读,那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这一路小说技法的作家,他们只能维持在某种阅读维度之内,不可能是流行的。”——“在场”又“不在人流里”,就难免会少了许多现场直击的刺激和轰轰烈烈,或者只是站得远远的,在一个角落里,隔着一层夜色在看轰轰烈烈,大部分读者肯定是不过瘾的。所以,虽然他们认为我会坚持自己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写下去。但是我坦白,其实我是想变化的,我没有那么沉得住气。但是我又很怕丢掉了什么,结果找不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