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一个位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看了这部小说后写了这样的印象：“《赤脚医生万泉和》是一部很有意思的长篇，主人公万泉和就像一部时代的摄影机，忠实的纪录那个对我来说不太熟悉的时代，不太熟悉的农村。就好像如果你不了解文革的北京孩子是怎么长大，看一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就全明白了。如果你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农村，看一看《赤脚医生万泉和》你也会明白的。”我想这是他的比较真实的感受，也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意外的收获。最初是为我自己写的，为我的曾经有过的农村生活写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小说的读者面可能会相对窄一点，只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背景的人才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看了这个年轻读者写下的印象，我心里就燃起了特别的希望，我希望年轻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都喜欢万泉和。
　　
　　汪：你以后窑村为个案，在一个特殊地域文化的背景下为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提供了一份乡土中国的个性化书写。乡土中国是我从你们苏州前辈学者费孝通那儿引用过来的。说的也是小传统。他说，“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
　　
　　范：非常顽强，这也是我对农民的理解和认识。
　　
　　汪：乡村的这种固执与顽强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不仅是文革、改革开放等这些中国大事，任何一种公共行为，乡村都会作出自己的应对，比如乡村医疗，比如赤脚医生。我们前面谈到的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上重新解释。为什么涂医生与万人寿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人们认同万泉和？
　　
　　范：万泉和是乡土的，是愚笨而又顽强的，在任何背景之下，他都仍然是他。
　　
　　汪：为更好地理解作品，我最近还真的下了一番功夫，查看了一些资料，所以我问你在写这部作品之前有没有做一些文案工作。——那些文案拿出来肯定有意思。云南作家范稳的《悲悯大地》就将小说与一部分文案放在了一起，很有趣。——我对中国乡村医疗的沿革有了基本的了解。许多研究都在探讨理想的制度推行的困难，许多调查报告都在描述国家农村医疗制度在乡村的变形，这背后是什么？我由此又想到小说的写实性问题。什么是写实，什么是“实”，大家理解可能都不一样，特别是后者，谁的“实”？什么时候的“实”，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最近与一些年轻的朋友在一起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说中国经验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反映，二是创造。这里面首先要解决经验的本土性与艰难的可靠性。我们现在有多少文学描写是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检验的？
　　
　　范：尤其是经验的本土性和可靠性。所有的描写都是创造，创造得怎么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看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考验，有很多隔靴搔痒的“文学细节描写”，总是不能到位，好像总是浮在一个不着地的地方。
　　
　　汪：一个作家在写作上还是应该有些基本态度的，应该具备起码的民族叙事伦理，为本土的生活书写负责。中国的一些文学传统特别是这几十年才形成的传统使我们的生活与历史被遮蔽了，形成了民族的集体失忆。集体记忆与失忆是可以人为的，文学在这里面帮了不少忙。这既指重大事件与历史真相，也指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那么一种价值观念，就是不让我们去关注日常生活，去书写日常生活，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曾经浸染在这种价值观里。我不是反对所谓宏大叙事，要知道，日常生活实在太宏大了。
　　
　　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宏大，如果硬说有，那就是硬说出来的，其实是没有的。
　　
　　汪：我们是不是又扯远了，还是接着谈小说的叙事。你将小说叙事的权利交给了万泉和，这是一种放弃，也是一种控制。戏剧表演里有两大流派，一种是角色化的，演技派；一种是表现式的，本色派。前一种是演员尽量贴着角色，忘掉了自己，演什么是什么；后一种则是演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让角色淹掉自己，演什么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