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再如，万人寿，别看他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但对万泉和，对涂医生，对后窑人来说，作用也是很大的。
　　
　　范：是的，万人寿对万泉和的作用，也就是对后窑人后窑村的作用，再说大了，甚至也就是对一个地方和几个时代的作用了。只有万人寿能够合格地长久地在后窑当医生，但偏偏他躺倒了，看起来此后好多年后窑的医疗情况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万人寿躺倒了，其实不是，这不是万人寿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
　　
　　汪：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是网状的，在不同的方位，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节点。在语义层面上，他们一同组成了特定时期的中国乡村生态，在小说叙事上，用叙事学的话说，他们是不同的“行动元”。你在作品中不时地更新“我家院子的平面图”，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物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这一工作是不是很费思索？
　　
　　范：是用心的，但并不太费思索，因为我一旦进入了“后窑”，找到了后窑的感觉，找到了后窑的状态，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就随着后窑的时间的变迁和事件的展开而不断地变化，是很自然的变化。你所说的人物关系是网状的，也许就是因为后窑是一张网，人物都在这张网里，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小状态，这许许多多小状态又织成一张大网——后窑——乡村的生态。
　　
　　汪：在人物刻划上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相比较你的前几部小说，你比较注意挖掘人物性格中的“奇异性”，如吴宝、万里梅、胡师娘等，我想到汪曾祺的小说《异秉》。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以外，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包括这几个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
　　
　　范：你说人物性格中的“奇异性”我觉得非常好，也颇有些得意。其实我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只考虑到特殊性，也就是想写几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物，写几个平时不多见的人物，有一点独特的个性，你冠以“奇异性”，就上升了档次，我心里哪能不偷偷地乐？就说万里梅吧，她其实病得很苦很苦，我知道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妇女，病病痛痛一辈子，当然许多生病的妇女还要劳动，不象万里梅这样不劳动。但我深深知道，万里梅虽然不劳动，可她不是偷懒，她真的很苦，我能够体会到她的苦。曾经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农村是以劳动为光荣的，有谁一两天不劳动，就会被别人瞧不起，连我这样当知青的，也不敢偷懒，身体不好都要坚持去劳动，何况是万里梅，一个农村妇女，她实在是被病痛折磨得没办法了，没有人愿意当懒鬼，这是一。第二，我写万里梅这个人物，其实是想通过她写出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命力的无比顽强和意志力的无比坚强，我不知道我写出来了没有，也不知道读者读出来了没有。因为这是我亲历亲见而且很有体会的农民身上特有的东西，当碰到巨大灾难的时候，农民要比城里人能更能够承担起几乎不能承担的东西，他们的承受能力远远大于城里人。我没有直接地正面地写这些，基本上是用喜剧的手法写万里梅的痛，这也给万里梅沉重的病痛中添了一层奇异的色彩。
　　
　　五、 方言渗透在我的灵魂中
　　
　　汪：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这部作品的视角，换一个概念，就是个人称问题.如果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在长篇小说中，第三人称是多于第一人称的。为什么？长篇是往外写的，是往外铺的，视点有时还要变化。而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程度限制的，你为什么选用第一人称？何况这部小说也并不是一个很虚的、内省的作品。
　　
　　范：这是我第二次用第一人称写长篇，先前写过一部《于老师的恋爱时代》，也是写农村的，写一个乡村教师。但那里边的“我”不是第一主角，不是“于老师”，而是于老师的学生，要排起来顶多算得上三四号人物。《赤脚医生万泉和》不一样，“我”就是第一主角，小说全部围绕“我”写，这里边有一定的难度，正如你说，视点需要变化，角度要往外走，处理起来有点费力，但我还是这么写了。至于为什么要用第一称，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想过，开始构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第一人称，甚至没有考虑过人称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我是不会用第一人称写的，因为我的作品很少用第一人称。但奇怪的是当我在键盘上敲下第一行字，就是现在的这一行字：“有了这张平面图，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的位置。”就是这一行字，就决定了作品的第一人称写法。我现在回想，起因可能竟是这张图，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这张图或者说这个院子，就是我们家当年住过的院子，既然是我们家当年住的院子，我就走到作品里去了，我也许和马莉有着相近的经历和年龄，但我不是马莉，我是万泉和。其实对我来说，马莉和万泉和一样真实、实在，一样从三十多年前就藏在我的心底深处了——虽然我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万泉和这个人，真实生活中我们的赤脚医生邻居也没有像万泉和这样的人。但奇怪的是，我总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熟人，熟得不能再熟，熟得就像他就是我。所以“我”就是万泉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