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这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变体，语言的地位总是与政治经济纠缠在一起的。总的来说，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任何一个方言来写小说，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土得掉渣。
　　
　　范：想用方言写作或者用一点方言写作的作家都会说，土得掉渣没有什么不好，但同时又多多少少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到底还是不想土得掉渣，即使真的土得掉渣，也希望人家说一声，有特色，比如我就是。
　　
　　汪：在语言上寻求独创的作家大都是从这些弱势语言入手的。一方面是个性化使他们力图保持与大众化、官方语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表明个体写作不仅在文化立场和语义上，而且在语言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也是一种充满欲望的角力与搏杀。
　　
　　范：这是永远伴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生涯的，写作不止，这方面的探索、实践还有不断的调整，都不会停止。
　　
　　汪：事情确实如此，相对于普遍性，文学化的写作可能更重视差异性。普遍性突现了通用、统一和标准化，而差异性则相反，就目前汉语现实状况来讲，虽然普通话普及率不断提高，但绝大多数人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方言里，由于方言与普通话处在不可完全转换之中，因而方言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状况和方言区的文化承传。所以，尽管方言现在受到了许多挤压、冲击，龟缩进了一些“角落”，但它对生命个体来说，仍然是珍贵的。
　　
　　范：这话说得太精彩了。要为每一个生活在方言中的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方言中——向你的这句话致敬。为什么有的人少小离家，早就不会说家乡的方言了，但几十年后听到乡音竟会嚎淘痛哭？什么是珍贵？
　　
　　汪：我们这次聊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你的近作《赤脚医生成泉和》。它引出了许多话题。
　　
　　范：你的话题，一方面帮助我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和总结，更重要的，给了我理论上的提升——这个意思我前面也说过，对于实践，当然是实践本身很重要，但是是否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总结一下，提升一下，在长期的实践中是否有这么一个驿站，对今后的实践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过去我不太重视这个驿站，是我的无知，今后我会变得有知一点，得谢谢你的对话。
　　
　　汪：与你对话的这几天我还在断断续续地翻这部小说，我可能将一些东西想得太多太实了。倒是应该把眼光往远处放放的，看得模糊一点。放远了看，就是一个影像，一种色调，闭上眼睛，就是一个人的声音，万泉和的声音。我们对逝去的生活有怎样的心情？又该如何表达？能找到那个代言的真是不容易，心情意绪都那么合拍，真的不容易。一个木讷的人，说出来的话时时要让聪明人发笑的，但到后来，一种苍凉上来了。想躲也躲不掉。到这时，一切细部的发微倒显得多余。
　　
　　范：你对万泉和的这一小段总结，让我很激动，真的有点热泪盈眶。我和你的感觉一样，闭上眼睛，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也看到他惴惴的样子，总是惴惴的。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间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他对人类的博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感动——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很少有这样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