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快响了，教师们陆陆续续地到来。

费远钟准备去找郑胜出来谈一谈，但政治老师已拿着课本进了七班教室。名义上是晚自习课，其实都是划分给教师的，教师们进去辅导的时候，决不容许别人侵入，学生也不许复习其他科目。那是老师们的自留地。谁也不高兴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别人的庄稼。平时考试，老师之间也要计算出谁比谁班上的平均分高出了零点几，高考场上更是比得精确，要比到小数点后面好多位。那是荣誉，也是金钱，因为学生的分数是与教师的奖金挂钩的。每个教师都把自己的科目渲染得像真理一样重要，数学老师对学生说：“考入名校靠的啥？就靠数学！”英语老师说：“英语学不好，别说考入一流大学是妄想，将来职称也评不上去！”反正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说词。

只要冉校长和张成林不在，没有辅导课的老师有时会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从布什说到布莱尔，从萨达姆说到本·拉登，但当教师的人，心里面总绷着一根弦，这根弦不要别人去绷，自己就知道把螺丝拧紧，闲话说不上几分钟，就归入正题，谈论教育和学生。对当下的教育和高考制度，办公室里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以语文教师莫凡宗为代表，在他看来，照现在这个搞法，最多二十年，甚至不需二十年，整个中国就会消灭最后一个创新的头脑。另一派以朱敬阳为代表，朱敬阳是年级组长，花白的头发根根直立，莫凡宗经常嘲笑他，说他的头发长得像鲁迅，可惜没有鲁迅的骨头，四平八稳得即使把他放到一个尖顶上去，他也不会掉下来。在莫凡宗眼里，朱敬阳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以主流的观点为观点。朱敬阳则认为莫凡宗完全是胡扯，这么大一个中国，不通过高考，还能以什么更加公正的方式擢选人才？莫凡宗说，以前的科举制度也是这么干的。朱敬阳不以为然：科举制度有什么不好？几千年下来，一大批有识之士不是在科举制度下脱颖而出了吗？国家不也在科举制度下强盛过吗？莫凡宗说认为，一种制度好不好，不看它怎样让民族强盛起来，而看它怎样让民族衰落下去。

这样的争论，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两个人的唇枪舌剑，往往要把别人带入争论当中去。两派意见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中，有三个人从不参与争论，首先是一个姓郭的教师，其次是钱丽，再就是周世强。

郭老师也是教语文的，已经六十九岁了，早已退休，被学校返聘。他不争论，是因为他不屑于争论。他既看不起周世强，也看不起莫凡宗。他觉得周世强以那种方式挣学生的钱，于师德有亏。但比较而言，郭老师更看不上莫凡宗，他觉得莫凡宗狂妄自大。语文教师里面，郭老师是无可争议的前辈，平时费远钟非常注意，有了什么疑难，都首先向郭老师请教，而莫凡宗从不这样，他只把疑难抛出来，并不点名让郭老师帮忙解答，这让郭老师心里很不舒服，即使知道答案，也不开腔，久而久之，莫凡宗把疑难抛出来后，眼睛自然而然就不看郭老师了。这让郭老师更不舒服，“你莫凡宗算老几，”他总是这样想，“我可是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学生！”钱丽不争论，是她觉得莫凡宗和朱敬阳都很没名堂，有工作做，有事情干，这才是最重要的。周世强则有种置身世外的感觉，他认为，办公室里除了他，都没把这个世界看透。他自己是早就看透了，因而才一边认真教书，一边疯狂挣钱。对自己在家里开学生食店，周世强有一套完整的解释，他说我们这个社会早就市场化了，市场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现在的学生，从高一就分文理科，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实用。真有那么实用吗？当然不是！那些大学毕业生，面对生活诚惶诚恐，束手无策，环境适应不了，工作适应不了，因此只能被闲置；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那么低，罪魁祸首就是过早划分文理科，过早切断他们获取知识的宽度，使他们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凶险。他最后的结论是：“既然整个社会都实用主义化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实用主义一下呢？”